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相对独立于政治史、事件史之外的、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婚姻家庭、生老病死的历史，更能体现社会经济自身的进步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对这种进步所起的作用，这是不是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当然，下层社会的历史之所以“下沉”，并非完全由于历史传统与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讲，下层史在资料上存在着许多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料不足。如前所述，下层民众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他们的思想、行为难以完整地在历史文献上反映出来，纵有当时的学者文人抱着同情民众的态度，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或编成调查报告、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但都比较分散，需要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这些都给研究工作造成了相当难度。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作为社会史主干的普通人，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视为鲁钝，是上等人手中的玩物”④。看来，有志于下层史研究的学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意念与耐心，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许多底层历史不会立即产生结果，但需要精心、费时和花费高昂的研究。它不像在河床里捡钻石，而更像是需要大量资金和高技术的现代钻石矿或金矿”⑤。


三 下移：下大力气挖掘下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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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乔志强先生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当全面，涉及到乡村婚姻、家庭、宗族、物质生活、消费、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各个侧面，是迄今为止研究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史最为全面系统的成果。
② 剪伯赞：《史学理论》，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③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④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⑤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238页。

看来，下层史并非不可为，只是不易为。套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有的青年学者提出下层史是需要“打捞”的历史①，非常贴切。“打捞”沉人史海底部的历史，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技术与技巧，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下移，群策群力，共同将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需要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就历史人物研究而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已经成了高悬于口头的空洞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大量的研究却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翻开近代史研究论文索引，印人眼帘的人物研究多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精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精英，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精英。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重点，相形之下，民众的历史黯淡无光。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批学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在下层历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者承担着重要角色。社会史研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即通过普通人的经历和感受，而不是通过杰出活动家进行研究。在西方社会史学界，人们普遍地把社会史限定在对社会一般成员，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之上，人民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框架——家庭、生产品、社区生活、生与死——都必须加以研究。②

其次，在空间上，需要研究者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诚然，都市社会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代名词，乡村社会也不是下层社会的同义语，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特征非常明显，都市主要作：为上流社会的聚集地，乡村则集中了更多的贫民和平民，都市经济更多地具有现代经济性质(近代工商业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相反，乡村经济则更多地属于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多少具有由上层史转向下层史的意义。当然，城市史中同样具有下层史的领地，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时期，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汇入城市下层社会，成为苦力、帮工、手工业者、乞丐、娼妓等，有些甚至散落街头成为黑社会搜罗的对象，对这些群体及其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文化加以研究，也是下层史需要深化的领域。但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者大多在城市化的视野下，着重探讨近代城市的形成、地位、作用，分析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商会等近代社团的形成，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有些研究的触角已开始深入下层史，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茶馆文化的研究等，就颇具开拓性，这也更加激励城市史研究者在探讨近代城市化进程时，多将关注的目的投向城市下层群体，毕竟下层史的研究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依靠少数学者难竟其功。

经济史在下层史的研究中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言；“和其它各种更古老的历史学相形之下，它具有的优点乃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突出的个人身上。”③但是，经济史的优点似乎正在逐步削弱，在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之下，经济史学者转向以更宏观视野探讨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走向，而对普通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如生产、消费等微观层面注意不够。经济史研究者也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部分(如现代工商业)投注了较大的精力，而对传统部分(如农业、手工业等)的探讨则略显薄弱。因此，对于经济史研究者而言，如何兼顾宏观经济走向与微观经济实态、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结合，是经济史研究者目光下移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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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全有：《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忧思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页，“研究生论坛”论文。
②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③ (英)岁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再次，研究时段上的下移，下层史的研究需要突破一些人为的分界线，将1840年以来至20世纪的下层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由于高校长期以来的教学习惯，中国近代史被限定在1840—1949年间，但在研究工作中，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这个界限，他们在专题研究中纷纷突破这个时间点，将1840—1949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这更加有利于探讨历史变迁的内在延续性。其实，近代史研究者还可以在时段上进一步下移，将20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长吋段进行整体观照。在我看来，所有历史分界线都是人为的，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这种划分是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彰显不同时段的特点，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如果过分坚守，画地为牢，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分界线，总是与政治史有着较多的共时性，相反，与经济史、社会史则并不表现为必然的共时性，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与阶段并非总是与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同步，它更多地表现为渐进性与长效性。下层社会的历史尤甚，一方面，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传导到下层，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下层社会经济往往表现出独立于上层社会的特点，其运动惯性也不会因为这些人为的分界线戛然而止，虽然有时可能由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强制而暂时中断，但它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足以使它在条件许可时在更大规模上“复活”。如果以此分界为研究时段，很可能看不清社会经济演变的完整过程，如笔者在对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