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探讨中，曾将20世纪初年在若干农村地区、若干行业中出现的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总结为“半工业化”①，这种“半工业化”由于受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战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但是中断也许并非必然意味着失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乡镇工业、尤其是江浙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半工业化”的延续与深化②，这种从家庭工业——“半工业化”——工业化的道路，很可能就是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在1949年之前，这只是一条可能的、但却没有走完的道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这种模式变成了现实，这种模式只有在研究时段上下移时才能诠释出来。

下层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资料的有无与多少决定着下层史研究的进展，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层史，可供使用的现成资料并不多，需要在资料上下一番大力气：一是非主流报刊、杂志的挖掘和整理，这类报刊、杂志主要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较为贴近大众生活。二是私人笔记，家传家谱、野史资料的搜集，这类文献中也可能保存着较多的下层史资料。三是民间传承资料，存在于民间的口耳相传下来的许多传说、故事、神话，可能为下层史的研究别开一番史料的天地，将这种传承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有助于重构老百姓自己真实的故事，当然，难度也是很大的，需要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整理与诠释，如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与解释方法。下层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良好的、宽松的学术氛围，学术刊物在这方面肩负着不可推却的责任。为了鼓励中青年学者开展下层史研究，学术刊物对这类文章不必求全责备，只要在观点或方法上有所创新即可。

总之，拓展下层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惟一的．我们希望近代史研究者的目光下移，多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绝不意味着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只是希望学术界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处理好如下关系：在重视精英史的同时，不要忽视民众的历史；在开展城市史研究时，也要关注乡村史；在研究近代工商业时，也要深入拓展农业史、手工业史等传统经济的研究，最后，在专题研究中突破现有的分界线，将20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探讨。做到了这些，我们的中国近代史才能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历史，是一部“走出了近代”的中国近代史，是为吾辈之愿，亦为吾辈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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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笔者拙文：《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2003年11月在湖州召开的“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学者曾对该市的织里镇进行了粗略的考察，织里镇以童装生产而闻名全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穷则思变的织里人挣脱束缚，操起一把剪刀、一管尺，从事起了家庭刺绣品加工，并凭着一根扁担二只包，踏上了闯市场的艰辛创业之路。在这一时期，织里的家庭工业也由最初的刺诱品加工，过渡到后来的香港衫，织棉缎棉袄，最终定位在童装生产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2002年末，织里民营总产值达113．56亿元，在短短的20多年里走完了从家庭工业到“半工业化”再到工业化的全过程．参看湖州师院赵玉阁教授提交的学术论文：《浙江织里民营企业发展的特色及其档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