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离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
　　关键词：明代　贵州　开发　心理分析
　　　
　　明代是贵州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开发期。在开发的进程中，明代贵州社会的发展显示出许多矛盾，有快速进步，也有停滞不前；有鲜花和赞歌，也有仇杀和哭泣。这些矛盾的出现，在开发的心理准备上可以找到答案。明代中央政府、开发贵州的外来移民、贵州本地居民在心理上都有着未曾解开的心结。
　　在明代以前，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化外之区”，生产基本上停留在“刀耕火种”，“但为畲田，每岁一易”的阶段，生活上仍处在“汲流以饮，层树为巢”的状态，文化上大多数还是“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民族分布结构明显的是“夷多汉少”。在这样一种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都很不充分的条件下，明朝初年对贵州启动了大规模的开发。作为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开发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全部都有应对预案；作为从中原输入的开发大军，他们对中央的意图、贵州当地的现状、将来的开发前景一无所知；作为贵州本地居民，完全是被动地骤然接受中央王朝的开发决策，表现得张惶无措。
　　明代贵州社会开发的进程完全是由中央政府启动的。从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达开发命令，派驻数十万卫所军队及其家属驻屯贵州之日起，中央政府在开发贵州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没能解开的心结。
　　在开发贵州的动机上，明朝中央政府的心理存在着矛盾：看到了贵州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必须加强管理，纳入直接统治，但是又感到贵州太偏远、太落后，担心大量的投入之后很难保证有最基本的利益回报。
　　现在留存的大量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中央政府启动贵州开发工程，既不是贵州社会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也不是贵州为争取中央政府支持而作出了极大努力，完全是最高权力当局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通过稳定贵州来控制云南。明太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征南将士务必占领贵州，否则，“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在贵州将元代的站赤进一步扩展，在横贯贵州东西的驿道派驻重兵，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开一线以通云南。”
　　由此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开发贵州有一种矛盾心理：贵州虽不对中央集权的安全直接构成威胁，但对控扼其周边省区的局势却能发挥重大作用；贵州在以农业立国的封建时代没有明显的发展前景，但在巩固西南边防上有着不能忽视的战略价值。基于这样的心理，中央政府对贵州的开发力度不是从贵州出发，而是由云南、四川和广西等周边地区的社会局势来决定；对贵州的开发内容不是满足贵州人民的根本需求，而是立足于明王朝的西南政局，主要侧重于与军事有关的交通、农业诸方面。
　　在今天，研究贵州历史的学者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充分论证贵州地位的重要性，证明贵州是一个应该开发、值得开发、要大力开发的地区。但是，任何开发都是要计算成本和追求回报的。一方面，贵州在地理区位上遥悬西南内陆，不会制造边疆危机，不会把战火燃烧到皇城脚下，即使发生不测，周边省区可包围解决。后来贵州出现的几次动荡，无一不是用此对策。从这一点而言，贵州不会对中央政府的局势直接形成威胁，因此在中央的财力还不充盈的时候也断然不会对贵州有很大的投入。另一方问，贵州在地质地貌上是高山深涧，土地贫瘠，在那个时代，看不出发展农业的广阔前景。从中央政府以农业立国的执政原则来看，贵州的经济地位不可能超过周边省区，中央对贵州开发的投入，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驻军的生活问题，而没指望贵州来充实国库，更不是以此探索一条新型的农业发展之路。然而，从明朝开发贵州的事实中可以揭示出一个道理：周边地区发展了，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提高了，也相应地会抬升贵州在执政者那里的关注度；周边地区实力增强了，它们对贵州的“协济”就能更多更准时的提供，缓解中央在贵州开发上的财政困难。周边地区富庶安定，不仅在物质上能给予贵州支持，而且无形中刺激着、促进着贵州前进。指望中央政府对贵州特殊的关照是不现实的，指望周边地区在自己的经济不景气，或者社会不安定的时候仍然慷慨地支援贵州也是不现实的。
　　既然要对贵州实行开发，就不可回避对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贵州人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明代中央政府同样表现出矛盾心理：竭力体现其华夏一体的胸怀，又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
　　明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它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大同思想，对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使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二是等级观念，在四海一家中，牢固地树立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
　　基于程朱理学而形成的以上两大特点，在明代中央政府开发贵州的问题上，具体体现为对贵州本地的各族人民一方面竭力作出宽厚仁爱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心存傲慢，高度警惕。在洪武初年，明太祖亲自接见了进京朝贡的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向他阐明了中央政府的德化主张和四海一家思想，认为“天下守土之臣皆为朝廷使吏，人民皆朝廷赤子”，“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后来普定的土官者额入朝献礼，太祖在他临走时再次重申：“王者以天下为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明成祖反复告诫驻黔指挥官顾成：“蛮夷仇杀，自昔而然，必务杀之，则非柔远之道。虽其犷戾难比，然鸟兽之性，亦有可驯，姑尽扶绥。盖天道好生，人情恶死，体天之道，念人之情，则中心恻隐，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宣宗嘱咐贵州总兵官肖授：“蛮夷当宽以抚之，但得其安则已，不足深究也。”宪宗曾经对贵州官员清楚表明态度：“蛮夷滑(猾)夏，自古有之，要在边将羁縻得宜，使不敢越境为乱而已，曷尝以殄灭为快!”其他执政者或多直接表达过贵州少数民族得宽容、安抚思想，或用减免租赋、赏赐物钞、宥罪减刑等行动体现其皇恩浩荡。这样的圣训和事实在《明实录》中还能找出许多。
　　但是，浩荡皇恩，宅心仁厚却掩盖不了其高高在上的等级观念，流露出对包括贵州在内的少数民族蔑视和偏见。从洪武年间军队开赴贵州之日起，太祖就提醒将士：“行师用兵，须昼夜防，慎毋轻视蛮人。深入其地，虽来降者，亦须审查，慎毋轻信。”“群蛮虽称归顺，内实狙诈”，“我军当愈加严谨，不可托以心腹。”以后历代统治者，他们怀柔、绥抚、羁縻、训导贵州少数民族，其目的只有一个：“必使蛮夷怀恩服义，安生乐也。”换句话说，就是使他们“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实现“王者以天下为家”的政治理想。
　　明代中央王朝在开发贵州问题上的这种心态，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便没有必要大加指责。当初起兵反元，他们树立的旗帜就是将蒙古等族统治者赶出皇廷，就是要重新确立汉族的正统地位。一个刚刚找回汉族自尊并且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王朝，其等级观念不可能消除，其蛮夷与华夏界限不可能完全冲破。
　　把贵州纳入中华大家庭，在贵州推行“王化”政策，结果是使贵州走向中原式地主经济的康庄，沐浴了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思想，人员更加频繁的交流来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衣冠服饰盖同华风”，“表祭礼乐不殊中土”，“渐革言语，稍如华夏”，“通汉人文字”。正因为把贵州视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即使在政治混乱、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央王朝也没有抛弃贵州。景泰年间有关贵州的一段讨论，否定了抛弃贵州的错误主张，就是以这种思想作指导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