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州存在偏见和歧视，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贵州重视不够，尤其是对贵州的人文精神、发展前景认识不足，妨碍了开发贵州的激情。也由此导致在处理贵州问题上作风武断，遇有动乱之时惯常采用武力镇压，夷汉之间发生矛盾则往往偏袒一方。但也要承认这种心理对开发贵州有积极的一面。例如：贵州土司向中央朝贡，几乎每次都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即使供品数量不足或者朝觐延期，通常是不予处罚。这种偏见之中包含着体恤与原谅，贵州土司反而获得实惠和荣宠。贵州不能按时足额缴纳赋税和供役，统治者有时候没有像对待中原地区那样进行强征，以为“蛮夷之人，其性无常，不可以中国治之，但羁縻之足矣，其供赋之负者悉免征。”这种偏见在客观上给贫困的贵州人民减轻了经济负担。朝廷官员犯罪、中原百姓违法，政府将他们贬谪到贵州以示惩处，这种偏见却能给贵州输入文化传播者、生产劳动者。贵州城镇兴起后，出现贸易，产生市场，很多官员建议贵州通行钱钞交易”，奏请“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朝廷竟斥之为“俗吏之言”，允许当地人民“持货交易”。这种偏见实际上尊重了贵州少数民族的习惯，给予了他们活动的自由空间。
　　明代开发贵州的主体力量不是千百年来就生活于斯的少数民族，而是以中原各地迁徙而至的外来移民。这是客观历史事实。其二，土著少数民族长期封闭在贵州，他们的视野和知识积累决定了其自身不可能在短期内推动社会全方位地发生快速变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突飞猛进，必须有外力发挥推动作用。其二，明代贵州的人口虽然不能说移民已经占据主体，但是数十万户军人、源源不断涌人的普通移民在文化知识上、在生活技能上都比贵州土著人强得多。其三，贵州社会变化后的特征表明，它是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贵州土著人在促成这场变化中只是充当着配角，主要是向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学习。
　　中原各种移民作为开发贵州的主体，他们在心理上存在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离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结。
　　明代先后人黔的外地移民，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一是“奉教南征”的卫所军人；二是“调北填南”的普通百姓，即“移民就宽乡”的农村劳动者；三是因触犯刑律而贬谪、流放的罪人；四是政府派往此地做官的流寓之人；五是贸易的商人、做工的技艺之人。这五种人，前四种都属于国家政策性的强制移民，占大多数；第五种是随意性移民，他们一般生活在前四种人之中，不可能独立其外。无论“奉教南征”还是“调北填南”，亦或贸易、手艺，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生存，拓展发展空间，其本身地位不高，但是，或因受中央政府派遣而拥有了一个可以炫耀的政治身份，或因来自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戴上了一个可以陶醉的文化光环。他们有的凭借武力去侵占土著人的利益，有的依靠汗水和技能开辟一块生活天地，有的玩弄奸计骗取他人一份资产。他们移居贵州，要么是王命在身，势不得已；要么是生计所迫，情不得已。总之，没有谁是对贵州心向往之，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向移民的征程。贵州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有勤劳朴实的人民，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不仅能够安身立命，而且有图谋发展的前景，所以他们到贵州后大多能停留下来，会在贵州较长时间、甚至永久地定居下来。一旦定居下来后，就不忍抛下这份自己创立的产业。更何况，移民通常是结群而来，聚族而居，在四周被少数民族包围着的生活区内生活习惯相同、语言相近、心理相同，在移民区内完全能感受到故乡的原有文化氛围，因此，流落异地的移民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贵州的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环境毕竟与中原差距很大，在客观事实的对比中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激发出大汉族主义情结，滋生出对贵州的排斥态度。于是，他们用高墙重门把自己包围在里面，将当地少数民族阻隔在其外，他们一般不与少数民族通婚，血脉只在本团体中延续；他们在家谱中巨细不漏，甚至旁搜侧寻、编造故事，记录下一段光彩辉煌地祖先业绩。在今天的安顺市大溪桥镇和平坝县的天龙镇等地，当年的许多汉族移民至今服饰不改，生活习俗依旧，还在门前的庭院用高亢的江西弋阳腔演唱着六百年前的军傩，收藏着修纂了多少次的家谱族牒，讲述着他们想象中的祖籍和祖先的美丽图景。历史在现实激荡下生成的这一幅幅画面，分明还在倾诉着先辈到贵州建立基业的心声，那是一种对家乡亲人和故土的深深眷恋，是与当地少数民族疏离而产生的心灵孤独。
　　开发者对贵州的疏离，最直接的悲剧是造成双方之间多次发生不应该出现的情感摩擦和文化碰撞，曾不止一时爆发过少数民族攻城堡、杀汉人的惨祸，也曾不止一处发生过汉人欺凌当地土著的事件，血泪、仇恨、战火一次次破坏着开发的成果。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外来开发者对汉文化的钟爱、对故土的眷恋、对贵州的疏离也不尽是消积作用。他们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为显示自己文明的优势和生产的先进，努力传播汉文化，从而推动着贵州封建化转变。他们不论来自何地，不论来黔的时间先后，都因为对文化的认同而聚集在一起，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困难。他们在钟爱自己的文化和向往自己的故乡情节支配下，保存了文化血脉。他们执拗的汉文化情结和故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与土著人的平等交往，却又坚定地将中原封建文化深植于黔中大地，没有重蹈以往汉族移民被“夷化”的覆辙。贵州少数民族不断受到开发者的文化浸染，学习开发者的生活方式、语言、生产技能等，提高了征服自然和社会交际的能力。
　　第二个矛盾：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
　　开发者从来到贵州之日起，他们都深知自己已成为贵州的一员。即使拥有武力并且聚集在一地的卫所军人，他们也清楚自己正处在苗蛮渊薮，“地杂百夷，环城百里皆诸夷窠穴，”交往势不可免，决不可能独立存在。他们的土地来源于贵州，开市场、设集镇需要同土著人交换产品，只要离开卫所城镇就必须与当地人交往，双方在事实上属于共生关系。但是这种共生关系始终显得不平等、不和谐，主要问题在于开发者心态傲慢，对贵州土著人民缺乏应有的尊重。统治阶层也知道“边将及有司剥削侵凌，激其为变。”正统年间的兵部尚书王骥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贵州地方，诸种蛮夷所居，各卫所官军欺其蠢愚，占种田地，侵占妻女，遂至不能聊生，往往啸聚为盗贼。”明初洪武三十年，太祖在遣官祭告山岳海渎之神的祭祀文中也说：“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言诸西苗民困窘怨怒，合攻屯戊，扰我善良。”每次土著少数民族的被迫反抗。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武力镇压。武力平息动荡之后，双方的隔阂更深，埋下新的仇怨种子。
　　开发者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自我发展，而不是贵州地区的整体进步，当他们得到中央政府保护时。更多地考虑着自我目标实现，很少有人会体察当地少数民族的情感。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地方相继被开发者占领；交通要道、军事重镇都有官兵驻守；少数民族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一步步退撤到生存环境恶劣的山地。曾经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的卫所官员觉得在烽火余生中拥有一块土地是理所当然，跋涉千里的中原百姓到贵州开辟一块土地认为是离乡别井的回报，至于这块土地以前属于谁，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当这些开发者被中央政府淡忘，被上层剥削阶级压迫时，不得不放弃发展自我的目标，退而求其次即重归故里，保全性命，争取生存权。然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关卡林立，朝廷布设重兵钩捕逃军，回归故乡的希望渺茫，潜遁深山密林便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在他们陷入困顿之际，开始与当地人发生比较平等的交流，把斗争的矛头一齐指向统治阶级。徐问《议处地方疏略》说：“汉人与土人每每结亲往来及通彼处苗人耕种，”建议“邻近土官，今后不许与卫所官兵往来结亲、耕种、买卖。引起衅端，鞫问是实，依走透消息于外境律论以斩罪，其土官各从重参处。”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慨叹：“近自征苗以来，粮饷欠缺，军兵困苦，兼以征播，各兵不能归籍者窜人各寨潜为勾引。往年间一出没，今则无日不出劫，且一日而劫数起矣。”从当时两位官员的奏章中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向来禁止苗汉往来，苗汉之间在过去也不往来，另一方面又说明，在明朝中后期，开发者的政治地位下降，其高傲的心态也开始丧失。开发者因经济生活困窘和政治身份降低，其命运越来越与当地人民接近，其立场转变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广大开发者与当地人民在共同对敌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彼此的了解加深，友谊增进，在许多侗寨苗村出现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