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共识的，即不论是吴简整理者，还是持“肉刑说”或“作战致残说”的学者，都承认吴简中的刑手、刑足是手、足伤残之意。
二、历代禁止自残的法律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人手、足伤残呢？张家山汉简中的一条文字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二年律令·贼律》：贼伤人，及自贼伤以避事者，皆黥为城旦舂。
整理小组注：事，役使。《汉书·高帝纪》“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注引如淳曰：“事谓役使也”。[9]
“事”表示役使，见于文献者还有：
《国语·鲁语下》：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韦昭注：承，奉也；事，使也。）[10]
《史记·靳歙列传》：（信武侯靳亭）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后二年，夺爵，国除。（《索隐》案：刘氏云“事，役使也，谓使人违律数多也”。）[11]
因此，《二年律令》中的“事”，指官府的徭役或其他杂役，当无疑问。为了逃避官府的役使，有人与官府勾结，转嫁负担；有人背井离乡，亡逃山林，这几乎是每个王朝都存在的现象。然而，竟然有人选择“自贼伤”（故意伤害自己）以避役使，试想，如果不是官府的压迫远远超出了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谁愿作出如此极端的选择呢？法律对此作出明文规定，说明在当时，“自贼伤以避事”不是个别现象。
南北朝时期也有针对自残的法律：
《宋书·武帝本纪下》永初元年：又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12]
“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是对自残者的惩罚，这一法令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已无从查考。值得注意的是，宋武帝在此明确承认自残是“政刑烦苛，民不塂命”所致，而不是法律条文中所说的“无故”。
汉代和南北朝时期针对自残的法律已如上述，就现存法律而言，唐、宋、明、清各朝法律中都有类似规定。为避免论述过于冗长，这里只以唐律和清律为例。我们先看唐律，《唐律疏议·擅兴》“征人巧诈避役”条：
诸临军征讨，而巧诈以避征役，（巧诈百端，谓若诬告人、故犯轻罪之类。）
［疏］议曰：临对寇贼，即欲追讨，乃巧诈方便，推避征役。注云“巧诈百端”，或有诬告人罪，以求推对；或故犯轻法，意在留连；或故自伤残；或诈为疾患。奸诈不一，故云“百端”。不可备陈，故云“之类”。[13]
“疏议”在列举“巧诈百端”的各种情况时，就把“或故自伤残”、“或诈为疾患”包括在内。所谓“故自伤残”，与汉律中的“自贼伤”同义，都是故意伤害自己的意思。再看《唐律疏议·诈伪》“诈疾病及故伤残”条：
诸诈疾病，有所避者，杖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有避、无避等。虽不足为疾残，而临时避事者，皆是。）
其受雇倩，为人伤残者，与同罪；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14]
汉律中关于“自贼伤以避事”的规定属于《贼律》，而唐律的有关条文则分别放在《擅兴》和《诈伪》中；唐律将伤残划分为“故自伤残者”、“虽不足为疾残，而临时避事者”、“其受雇倩，为人伤残者”等等，这比汉律要详细得多。不过，大体而言，汉律与唐律有很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明确自残的目的都是为了“避事”；二者对故意自残以避事者，都制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
宋、明、清各朝的有关法律都是唐律的延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大清律例·刑律·诈伪》“诈病死伤避事律文”条规定：[15]
凡官吏人等诈称疾病，临事避难（如难解之钱粮，难捕之盗贼之类）者，笞四十。（如所避之）事重者，杖八十。○若犯罪待对故自伤残者，杖一百。诈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伤残，以求免拷讯。诈死，以求免出官。）所避事重（于杖一百、徒三年）者，各从重论；（如侵盗钱粮，仍从侵盗重者论。）若无避（罪之情，但以恐吓诈赖人）故自伤残者，杖八十。其受雇倩为人伤残者，与犯人同罪；因而致死者，减斗杀罪—等。O若当该官司知而听行，（谓知其诈病而准改差，知其自残避罪而准作残疾，知其诈死而准住提。）与同罪；不知者，不坐。
《大清律例》对上述条文的来龙去脉作了如下交待：
谨按：此条唐律内系诈病死伤不实与诈疾病有所避两条，明始并为诈病死伤避事一条，我朝仍之。其小注悉系顺治初年律内集入。
根据上述交待，可知此条律文远承唐律，近袭明律。与前面所引有关唐律比较，也可明显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所不同者，清律中多出“若犯罪待对故自伤残者，杖一百”一条，即犯罪者在接受审讯之前，故意“自伤残”——想必是审讯过程过于残酷，犯罪者宁可自残，也不愿接受审讯。如此说来，自残者所避之“事”，可能不限于“役使”，内容要广泛得多。
上述禁止自残的法律条文，既有三国以前的，也有三国以后的，几乎无朝而不有。从各朝法律条文来看，自残都与“避事”直接相关；对于自残者，法律都采取惩罚手段加以吓阻。那么，这些法律条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又是如何？

三、苛政是自残的根本原因
翻阅历代史乘，就会发现，为避事而自残的记述真是史不绝书，令人怵目惊心！历朝法典中轻描淡写的“避事”二字，不知凝结了多少百姓的血和泪，隐藏了多少惨无人道的苛政。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到，导致百姓自残的，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试分述如下。
首先，官府横征暴敛是导致百姓自残的最主要原因。
东汉时期，生活在巴中一带的板楯蛮勇猛善战，曾多次参加对羌人的征讨，为汉朝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们从汉朝官府得到的回报，却是“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投箠楚，过于奴虏”，有的人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甚至“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16]
南朝刘宋政权统治时期，由于田课过重，“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以致于很多人“年及应输，便自逃逸”（到了应交田课的年龄便逃亡了），“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即自残与弃婴或溺婴）。[17]
南朝萧齐政权一如刘宋，“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而且“应充猥役，必由穷困”，在“重赋”和“猥役”的高压之下，出现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18]同一时期，山阴县专供杂役的“滂民”，“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以致于作为该县县令的周颙也“未尝不临食罢箸”，“怆不能已”。[19]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七月）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20]
肢体伤残，竟然是“福”，很难想象这个时期人们所逃避的赋役又是何等残酷！号称“盛世”的贞观年间，竟然还保留着这样的“遗风”，那么，“乱世”、“衰世”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三》：
是年（开平元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21]
“割股疗疾”，是儒家礼教所褒奖的；自残以逃避徭役，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以礼教之名，行避役之实，恐怕是卫道者和立法者都始料不及的。为逃避徭役，军人、百姓用心之良苦，跃然纸上；然而其境遇之悲惨，却被史家轻轻略过了。
元世祖时，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来阿巴齐发兵万人开凿运河，寒暑不停，“有两卒自伤其手，以示不可用”，来阿巴齐为了防止仿效者，处死了这个了士卒。[22]
第二、朝廷及官府某些举措，扰民过甚，导致百姓自残。
北宋保甲法为王安石新政之一，然而在施实过程中，其教法之难、羁縻之虐、鞭笞之酷、诛求无已，导致百姓“人无聊生，恨不得死”，“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