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取代了对美苏冲突的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其实，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基辛格虽然以均势理论起家，但他没有忽视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在《大外交》中，他指出，“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以后，基辛格的价值终于被重新发现。里根总统在1983年任命他为中美洲政策两党委员会主席。里根在准备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时，也曾向他请教。现在美国人已能心平气和地评价基辛格的外交成就了。《外交博士基辛格》一书的作者舒尔茨辛格写道：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了冷战早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基辛格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而且还陷入外交政策官员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之中。“亨利.基辛格是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道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现实的外交成就尚无人能出其右者。”“基辛格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范围与限度。”“在说服美国人认清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所拥有利益的性质方面，基辛格至少在其部分任期时间里获得了成功。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人，在他之后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基辛格在西方外交思想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证明了均势理论可以运用于核时代，可以用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论证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相似性；在《大外交》中，他又论证了19世纪与21世纪的相似性。基辛格的论证击破了那种认为在核时代国际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观点，相反他强调了历史将继续发挥作用，均势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基辛格在1972年曾经宣称：自从1969年以来，美国政府“已把承认现实作为美国政策的出发点。本政府的政策的特点有时被说成是以传统的均势原则为基础的。如果说这个说法意味着深信安全需要一定程度的均势，那么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基辛格提出了“有限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的思想，为处于困境中的美国核战略找到了出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卡特政府的“抵消战略”都是这种理论的具体体现。第三，基辛格强调了外交政策、国内结构与领导素质的关联，认为，对以一项政策的决定性考验，要看它能否取得国内的支持。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政策在政府机构内部得到确立的问题，这要看政府机构是否合理；其次是使政策与国家的经验协调一致，而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问题。“政治家就犹如古典剧中的英雄，他预见了未来，但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各民族只能从经验中学习；等到它们‘领悟’时，要采取行动已为时太晚。……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 
    当然，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和前后不一等问题，但是，他关于在均势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持久的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的观念却是始终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