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可见郡国兵（或州郡兵）随时要受中央调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军。

如果说上述诸有郡国兵、州郡兵的州郡多为缘边州郡的话，下面的情况可证内地诸州郡也同样有州郡兵。《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建康元年（１３４年）三月条，“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同卷八月条云：“杨、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卷七《桓帝纪》延熹三年（１６０年）九月，“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兵讨之”。延熹五年五月条又云：“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址，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同年七月，“乌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卷六三《李固传》谓永和中徒李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所有这些记载，或为接近内地之扬州、徐州，或为南郡、江夏、太山、长沙，而所谓“州郡讨平之”，“督州郡讨之”，除包括这些地区的州郡兵之外，还免不了调拨中原地区的州郡兵。正如黄巾起义后，卷六四《卢植传》谓官府“发天下诸郡兵征之”一样。由此益知东汉时期全国诸州郡均有州郡兵，不独边缘诸州郡为然；而且越到后来，州之有州兵者日多，郡兵及郡国兵之名称几乎为州郡兵的名称所取代。

其次，建武六年、七年的措施，虽未废除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但引起了郡国兵制度的一系列变化。东汉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兵源不再来自征兵，而是来自召募和吸引弛刑徒，从而产生了由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也发生了由义务兵制到职业兵的巨变，还逐步萌发了太守、剌史掌握兵权和兵将之间隶属关系的固定化，从而为州牧制的产生、都督制的出现和兵士私家化的过程准备了条件。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制方面的许多变化，都渊源于东汉时期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的变化。

由于光武帝罢省郡国的都尉官和废除征发成年男子为兵的“都试之制”，使东汉的郡国兵在来源上发生了变化。为了弥补废除征兵制带来的兵源短缺，光武帝于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之后，立即采取了释放郡国囚徒以补兵源的措施。《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载：“（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这里虽然还未点明以弛刑徒充兵士之事，但不久就连续出现了这种事实：如建武十二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通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这里的“众郡施刑”，显然就是各郡国所出系囚。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其补理城郭的范围，遍及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及代八郡，由此益知缘边诸郡大抵都以弛刑徒充兵。因此，光武帝建武七年的做法，是把始于西汉时期的以弛刑徒充兵的个别现象普遍化和制度化。以后诸帝多遵循这一做法，以致以弛刑徒充兵者日多。如卷二《明帝纪》曰：永平八年（６５年）十月，“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籍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弛刑的范围，光武帝还限“非犯殊死”者，到明帝时又放宽到“死罪系囚”者，而且增加了“妻子自随”、“占籍边县”等办法，以鼓励弛刑徒应募为兵戍边。永平九年三月，明帝重复宣布永平八年之诏，并对应募者增加了“赐钱”与“复其口算”的优待。卷四《和帝纪》曰：永元元年（８９年）十月，“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其徙出塞外者，刑虽未竟，皆免归田里”。卷五《安帝纪》曰：元初二年（１５１年）十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卷六《顺帝纪》曰：永建五年（１３０年）四月，“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上述这一系列募取全国诸郡国中都官弛刑徒或补度辽军营、或诣边郡屯戍、或占籍边郡，都是以弛刑徒充边郡兵士之举，可见弛刑徒成为东汉郡国兵的一个重要来源。

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召募。《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云：“（建武）十一年，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卷二四《马援传》云：（建武）二十四年，光武帝“遣（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在这里，弛刑与募士是被区分为二的，故“募士”非弛刑徒，可见在民间召募当兵者也是郡国兵的重要来源。光武帝既开募士之例，以后诸帝也照样行之。如《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载，永平元年（５８年）“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至桓帝延熹年间，州郡兵之来源于召募者更多了。卷三八《杜尚传》云：“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各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址，交址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桓帝乃用度尚为荆州刺史，尚“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万余人”。益见当时的州郡兵基本上已经募兵化。卷五六《陈球传》谓陈球为零陵太守时，有“州兵朱盖等反”，陈球“募士卒，与度尚共破斩朱盖”等。可见州郡兵确实多来源于召募。

随着募兵比重的不断增加，在缘边诸郡及中原要害地区设置固定“营兵”的制度应运而生。《文献通考》卷一五○《兵考二》曾对此加以概括说：“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其后在扶风又有“雍营”之设。“明帝以后，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于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明帝时）；南蛮有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时）；羌犯王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时）；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时）；其后盗作，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时）；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置屯多矣。”随着营兵的设置与增多，不仅边境的番戍制被取消了，内地的防卫也多以营兵为之。如《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永建元年（１２６年）十月，因鲜卑犯边，顺帝“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随之而来的当兵者的固定服役年限也改变了，变成终身制职业兵。
兵士一旦职业化，则兵士与将领之间的统属关系也固定化了。随着兵将之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必然使兵将之间的隶属关系演化为人身依附体关系，于是为各级将领和地方长官豢养家兵、私兵开辟了广阔天地。如遇社会动荡，这些人就可摇身一变而成为拥兵自重的割据者。东汉末年出现的群雄割据局面，正是在郡国兵（或州郡兵）的募兵化、太守主管兵事、兵将之间关系的牢固化以及家兵、私兵制的产生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局面一经形成，又促进了兵士身份世袭化，从而有了世兵制的产生；也促进了刺史太守领兵的制度化，于是有“州郡典兵”（或“州郡领兵”）制度、州牧制及都督制的相继实行与固化，从而给魏晋南北朝的兵制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因此，就整个东汉而言，郡国兵和州郡兵还是中央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能算是真正的地方军队，但同时又是“州郡领兵”制的酝酿期或准备期。

三、曹操始创“州郡领兵”之制

如上所述，东汉时期虽有郡国兵（或州郡兵），且由剌史及太守掌管，但州剌史与郡太守都无加军号之制，也无将军兼地方官的做法，故东汉的郡国兵（或州郡兵）制度，不能称之为“州郡领兵”制（或“州郡典兵”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军。真正的地方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