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晋 八王之乱 禁卫军权 专制君权
【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专制君权有机构成的禁卫军权，它既是维护君主专制政体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会成为破坏这一体制的重要因素。“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政治斗争，参与政争的太后及外戚杨骏、惠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殿禁廷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对禁卫军权的控制和利用成为斗争中最常见的手段，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发生于西晋惠帝年间的“八王之乱”（包括贾后专政），是以宗室为主的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政治斗争，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历史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八王之乱”有不少方镇诸王参与，后来又扩展到北方广大地区，具有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性质，但论其起因、总过程及斗争目标，则主要是在宫廷为中心的京师地区进行的，“八王之乱”的实质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八王之乱”与宫殿禁廷的争夺控制密不可分，因为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因此，考察禁卫军权与“八王之乱”的关系，对于认识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与“八王之乱”的实质，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由于“八王之乱”这一个案的独具特色，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的关系。[1]
一、杨·贾之争与禁卫军权
《晋书》卷三《武帝纪》：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按晋武帝在世时不顾朝中诸大臣之反对，一意孤行，立愚痴长子司马衷为太子[2]，又虑其难以亲自执政，于是为其设立顾命大臣以辅佐其执政。晋武帝原本是要以宗室汝南王亮与外戚杨骏夹辅王室，从而在宗室与外戚之间维持平衡，以保证愚痴太子在即位后皇权不至旁落[1]。这种想法自有其合理性，但在当时朝政中受诸种矛盾之制约却不具备现实性。晋武帝弥留之际，随侍其旁的杨皇后（杨芷）与其父杨骏相勾结，矫改武帝遗诏，武帝夹辅王室计划告吹，出现了杨骏一人独掌朝政的局面。晋惠帝即位后，太子妃贾南风（原晋武帝宠臣贾充之女）立为皇后，武悼杨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杨骏则据矫改之遗诏而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为辅政大臣，掌握了西晋王朝军政大权。
《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已……骏知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杨骏虽然手握军政大权，但他需要处理大量文书以决策国政，不可能时时在惠帝身边进行控制，而惠帝皇后贾南风性情凶悍，又经常在惠帝身边，这对杨骏专制朝政构成了潜在威胁。杨骏为了有力对付贾后有可能形成的威胁，采取了“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的措施。此举当有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宗室诸王对朝政的干预。相比而言，贾后毕竟在后宫，惠帝又是愚痴，故对付贾后尚在其次。上引《杨骏传》之后接着又记“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怨望者愤然者主要应当就是宗室诸王。在矫改之武帝遗诏中说：“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二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表明左右二卫三部司马及殿中都尉、司马在殿中宿卫，三部司马与殿中司马并非相同官职，杨骏早在专权之初便十分重视对自身的禁卫。杨骏“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史未明载具体由何人担任禁卫武官（长官）来统领禁兵，不过从后来杨骏被诛时的情况可推知一二。《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平元年（公元291年），“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珧·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据《杨骏传》，对其专权行为，其弟珧、济“数相谏止，骏不能用，因废于家”，可知珧、济当时并非骏党，株连而死实属怨枉。在以上被诛诸人中，明确为禁卫武官者是中护军张劭，此人又见《晋书》卷四四《石鉴传》：“武帝崩，（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可知张劭在晋武帝去世之初已为中护军。《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杨骏以贾后险悍，多权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广为散骑常侍，管机密，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看来张劭确是杨骏所安排的典禁兵的禁卫长官之一。张劭与段广同为杨骏外甥，同上书四月条谓“劭，骏甥也”，可证。刘预之职务应即左军将军，亦为杨骏所安置的禁卫武官。《太平御览》卷九七《皇王部二二·西晋惠皇帝》记为“左军刘桢”，《通鉴》及《晋书》卷三五《裴頠传》皆记为“左军将军刘豫”，当以此一记载为是。惠帝永熙元年八月，“遣南中郎将石崇、射声校尉胡奕、长水校尉赵俊、扬烈将军赵欢将屯兵四出”[2]（卷四《惠帝纪》）。据《晋书》卷三三《石崇传》载：“元康初，杨骏辅政……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表明石崇属杨骏排挤对象，依此类推，胡奕、赵俊等禁卫武官亦当为杨骏所排挤。可能在将胡、赵等人排挤出朝后，杨骏以其亲党接任。
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却未能完全有效地控制禁卫军权。早在晋武帝末年便以王佑为北军中候，这是武帝临终一项重要安排。《晋书》卷三《武帝纪》：“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帝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看来北军中候王佑并非杨骏死党，似亦未为其所控制。同上，卷七五《王峤传》：“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按此与《武帝纪》所载有异，不知孰是。从王佑后来不是贾氏所诛对象，在贾、杨之争中也不见其行动，杨骏未能控制内军等情况分析，王佑似非杨骏腹心。在贾、杨之争中未支持杨骏，实际就等于帮了贾后。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和反感，后者很快便采取措施与之对抗。杨骏未能完全控制禁兵又成为其覆灭的重要因素。《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贾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贾后又令肇报大司马汝南王亮，使连兵讨骏……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可知贾后密谋消灭杨骏的计划是由殿中中郎孟观、李肇阴谋策划的，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何攀传》：“迁散骑侍郎。太傅杨骏谋逆，请众官。攀与侍中傅祗、侍郎王恺等往。惠帝从楚王玮、殿中中郎孟观策，戒严，诛骏。外已匆匆，攀与祗逾墙得出侍天子。天子以为翊军校尉，领熊渠兵，一战斩骏，社稷用安。”[3]这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后与杨骏之争，显示殿中中郎孟观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3]。
《资治通鉴》综合前代史传材料，对贾后密谋消灭杨骏之事有颇为详备的记载，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有关记事云[4]：
后（武悼杨皇后）数诫厉妃（贾南风），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为构己于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又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杨）骏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观、李肇，皆骏所不礼也，阴构骏，云将危社稷。黄门董猛，素给事东宫，为寺人监，贾后密使猛与观、肇谋诛骏，废太后。又使肇报汝南王亮，使举兵讨骏，亮不可。肇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玮，玮欣然许之，乃求入朝……二月癸酉，玮及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允来朝。三月辛卯，孟观、李肇启帝，夜作诏，诬骏谋反，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命东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讨骏，楚王玮屯司马门，以淮南相刘颂为三公尚书，屯卫殿中……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太傅主簿朱振说骏曰：“……宜烧云龙门（胡注，宫城正南门）以胁之，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宫城东门），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不然，无以免难。”骏素怯懦，不决……侍中傅祗白骏，请与尚书武茂入宫观察事势，因谓群僚曰：“宫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阶……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右军将军裴頠，问太傅所在，頠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从頠言，遂委而去。寻诏頠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手于閤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厩，就杀之。孟观等遂收骏弟珧、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及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鸯，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
按在杨骏与贾后的政争中，杨骏迅速失败，其因有三：（1）杨骏居于殿外，不能直接控制惠帝，其决策须经殿中（中宫）草诏批准方可成为政令实施。而贾后居于中宫，可就近控制殿中局势，并以诏书名义发布政令，占据了政治优势。（2）贾后与宗室诸王联络，利用其反骏心理以共同对付杨骏。杨骏由于篡改遗诏独揽大权，遭致诸王忌恨，掌权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笼络安抚宗室诸王，虽然树心腹党羽，毕竟势单力孤，难成气候。（3）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其控制的禁卫军权是有限的，《杨骏传》谓“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之说夸大其辞，就目前所见，禁卫武官中只有中护军张劭与左军将军刘豫二人为杨骏亲信，其它禁卫军权多非杨骏之党所掌握，而且最关键的殿中军权不在其手，这成了杨骏迅速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如上所述，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不为杨骏所礼，投入贾后门下为之出谋划策，奔走效命。右军将军裴頠亦非杨骏一派人物，在贾、杨之争中站在贾后一边，并用欺骗手法将左军将军刘豫所守万春宫门夺回己手，为贾胜杨败之局的形成出了大力。“东安公繇帅殿中四百人讨骏”，“殿中兵出，烧骏府”，“弩手于閤上临骏府而射之”，这些记载进一步表明贾后一派在斗争中有力地控制着殿中禁卫军权。此外，守卫宫城的禁卫武官亦仅左军将军刘豫为杨骏党羽，而右军将军裴頠与后军将军荀悝皆属贾后一派。裴頠为贾氏亲戚，“贾充即頠从母夫也”[2]（卷三五《裴頠传》）。《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杨骏被杀，“壬辰，赦天下，改元。贾后矫诏，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于永宁宫。”荀悝当即后父贾充朋党荀勖或荀顗之子弟。相较而言，杨骏所可用者仅为“东宫及外营兵”，所谓“外营”应即护军所统宿卫宫城外之禁卫军。
殿中禁卫军权不为杨骏所控制，关键在于掌握殿中禁卫军权的左、右卫将军亦未为其所控制。《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历左卫将军，加侍中。讨杨骏有功……”表明杨骏专政时左卫将军由宗室东海王越担任，并在其后反抗杨骏的政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右卫将军虽不清楚为何人，但看来亦非杨骏亲信所任。杨骏不仅不能进入殿内，而且因宫门为贾后一派所控制，其亲信所统之外营兵亦无法进入宫城助骏。按杨骏府就在宫城内，且距正殿不远，正因如此，作为殿中兵的弩手（弩士）才有可能“从閤上临骏府而射之”。史谓“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注引《世语》曰：“初，宣王（司马懿）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表明曹爽府第紧邻武库，居曹爽故府之杨骏第自亦紧邻武库。确定武库方位是确定骏府所在之途。汉代武库令为执金吾属官，武库自应在宫城外（京城北部）。曹魏武库令转归卫尉，其所掌武库当在宫城内。《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注曰：“臣松之案：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后汉书》卷二二《坚镡传》注引《洛阳记》曰：“建始殿东有太仓，仓东有武库，藏兵之所。”[5]又《河南志·魏城阙古迹》“承明门”条引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吾常怪曹子建诗‘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4]按张公当即张华。据此可知，西晋惠帝时期，建始殿作为朝会议政之处起着正殿功能，建始殿与后宫有承明门相通，贾后无疑是在后宫—建始殿向殿外杨骏的势力发难。《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发动政变，“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亦可证建始殿与后宫相通，为贾后政治中心所在。而杨骏府亦紧邻建始殿，这是杨骏为方便辅政控制朝政而采取的措施，与当年曹爽辅政时在武库南之建始殿旁设府如出一辙。其情形可简单图示为：
杨骏太傅主簿朱振的建议中有“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以便与打着惠帝招牌的贾后相抗衡。但是，贾后事先已作好安排，杨骏无法引宫城外之外营兵入宫。上引史料记载贾后使李肇邀荆州都督楚王玮及扬州都督淮南王允入朝，据《晋书》卷四《惠帝纪》，时楚王玮、淮南王允之军号分别为镇南、镇东将军。在贾后反骏时，楚王“玮屯司马门”，而淮南王允之国相刘颂则以三公尚书身份“屯卫殿中”。这表明楚王玮与淮南王允在贾后安排下，一个屯卫宫城门，一个屯卫殿中，对杨骏构成了内外夹击之势。此外，东安公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2]（卷三八《宣五王·东安王繇传》），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龙门，洛阳宫城正南门”[5]（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元年）。楚王玮所屯之司马门为宫城正门（北门），是扼守宫城之要冲。汉代卫尉下有公车司马令，专门负责把守宫门[6]（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序》），西晋卫尉亦有公车令，守司马门亦应为其职责 [2]（卷二四《职官志》）。
杨骏虽然图谋控制禁卫军权，但却由于未能争取到当时势力强大的宗室集团的支持，其举措效果不佳，他只能在宫城尤其在宫城外禁卫军中安插亲信任禁卫武官，而无法将殿中及后宫禁卫军权控制于己手。这一点与晋武帝临终前安插王佑为北军中候、东海王越为左卫将军等处置有关。在与贾后较量中，杨骏未能有效控制殿中禁卫军权，已输一着；在楚、淮南二王入朝时未作好防范措施，其所控制的外营兵无法利用，再输一着。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力挽狂澜，更何况杨骏政治谋略并不高明。皇帝愚痴无法亲政，杨骏虽为辅政大臣，但身为前朝外戚，与宗室之间仇隙甚深，惠帝皇后又是凶悍贪权之辈。政局如此，要想真正掌握统治大权，就必须有效地控制禁卫军权，而禁卫军权的控制，实际就是对各级禁卫武官的控制。杨骏意识到了这点，但却未能做到，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徵调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上穷途末路。
二、贾后专政与禁卫军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