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贾模、郭彰、楚王玮等共参朝政的东安王繇早在杨骏被诛之初便被徙带方[2]（卷四《惠帝纪》），楚王玮被杀后，朝中所剩者主要为贾后亲信，此外她又任用庶姓张华等人参预国政。在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而权势难制从而对贾后构成威胁之时，太子少傅张华进计打败楚王玮。《晋书》卷三五《张华传》：“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裴頠）深赞其事……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同上卷，《裴楷传》：“玮既伏诛，以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张华、王戎并管机要。”裴頠亦任侍中。《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于是贾后专朝，委任亲党，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乃以（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頠为侍中，又以安南将军裴楷为尚书令、加侍中，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按河东裴氏与贾氏有姻亲关系，裴楷长子舆娶贾充女，即贾后之妹，裴頠从母夫即贾充。王氏亦为贾后姻亲。《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王戎为王衍从兄，衍妻郭氏当为郭彰族亲。王衍历任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多年掌握着贾后专政时代的禁卫军大权，其妻郭氏之恶行即是仗其夫及贾后之权势而生。王衍与朝廷还有一重姻亲关系，其女为愍怀太子妃，但当后来贾后诬陷愍怀太子时，“衍惧祸，自表离婚”，表明王衍始终追随贾后。王衍另一女则嫁与贾后之母广城君养孙贾谧。[11]（P9）贾谧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秘书监，侍中、领秘书监，史称其“干预国事，权侔人主”。此外，河东裴氏与琅邪王氏亦有姻亲关系，“裴頠，（王）戎之婿也”[2]（卷四三《王戎传》）。《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武陵王澹传》：“转前将军、中护军。性忌害，无孝友之行，弟东安王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澹恶之如讐，遂譖繇于汝南王亮，亮素与繇有隙，奏废徙之。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9]如上所述，汝南王亮是在贾后专政时当政的。这一记载显示，在贾后专政时武陵王澹一直担任中护军，而他与贾后也有姻亲关系，“澹妻郭氏，贾后内妹也”。
贾后专政时除张华与其无姻亲关系外，其它主要决策层大臣皆为其亲戚，或为同族，或为姻亲。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裴楷、裴頠、王戎、王衍等人文化水平很高，也有一定的治国能力，贾后重用他们虽出自私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张华文化素养及统治才干都很杰出，其参政对稳定当时政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史称其“尽忠匡辅，弥逢补阙，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六月：“华尽忠帝室，弥逢遗阙，贾后虽凶险，犹知敬重华。贾模与华、頠同心辅政，故数年之间，虽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
贾后自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六月诛杀楚王玮而专断朝政，直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被废，专政达近十年之久，除了任用张华等有才干、孚众望的大臣处理国政这一因素外，她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从而有效地控制着禁卫军权亦为一大原因。如上所述，贾后专政期间，其姻亲王衍曾任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贾谧曾任后军将军，郭彰曾任右卫将军，裴頠亦曾任右军及左军将军。
三、赵王伦政变·篡位与禁卫军权
《晋书》卷四《惠帝纪》载贾后专政时的重大人事安排及事件主要有：
元康元年九月，“辛丑，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
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徵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为车骑将军，以太子太保梁王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镇关中。”
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
九年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徵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顒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
“十二月壬戌，废皇太子遹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杀太子母谢氏。”
永康元年三月“癸未，贾后矫诏害庶人遹于许昌”。
可以看出，贾后专政近十年间，除了末年废杀太子外，以关中地区的镇守最为紧要，主要是因匈奴郝散与氐齐万年在关中以北地区发动叛乱，不仅威胁到关中安全，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京师洛阳，危及贾后专政。关中镇守相继由赵王伦、梁王肜、河间王顒出任，此三王与后来镇邺的成都王颖在“八王之乱”后期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贾后对上述宗室诸王的人事安排对其后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梁王肜传》：“又领西戎校尉，屯好畴，督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氐贼齐万年于六陌……寻徵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据本纪，“梁王肜屯好畴”在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十一月，则其入朝当在同年底或次年初。不过梁王肜所徵拜之官职史书记载可能有误，同时兼任大将军、领军将军或尚书令、录尚书事不合制度[10]，从当时形势判断，贾后及执政张华、裴頠等大臣不大可能同时将禁卫长官及宰相之职交与宗室诸王。如上所引，赵王伦于元康六年被徵入朝为车骑将军，是对他镇抚关中“刑罚失当”引起氐羌反叛的惩罚性处置。赵王伦入朝后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实际上不预政事，闲散于家，对此他极不甘心。史载“其深交贾（模、谧）、郭（彰），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但数年间他与最高决策无缘，曾经向执政大臣张华、裴頠求录尚书事、尚书令之职，均被拒绝。虽然未能获得宰相之职，但因其“谄事中宫”而获贾后信任，终在数年后得到了禁卫武官之任，“愍怀太子废，使伦领右军将军”。[2]（卷五九《赵王伦传》）据上引本纪知，时在元康九年十二月。这一任命对此后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赵王伦正是利用其右军将军身份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二人伤太子无罪，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华、頠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曰……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使为内应……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秀复告右卫佽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于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閤而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吴太妃、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付暴室考竟。诏尚书以废后事，仍收捕贾谧等，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执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于殿前杀之……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诛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子馥前将军……孙秀等封皆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听于伦。
这段史料对于赵王伦政变的前因后果有着翔实生动的记载，由此可知，赵王伦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与亲信、执政集团，主要仍是利用宫中禁卫武官及其军事力量，只是这次行动比前几次行动（诛杨骏，诛汝南王亮和卫瓘，诛楚王玮等）更加复杂，参预密谋的禁卫武官尤其中下级禁卫武官更多，另外这次主要是“以下犯上”，属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赵王伦有机会发动政变，除了贾后废杀太子的行为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不满情绪加剧，使政敌有机可乘外，赵王伦担任禁卫武官，并有可能和殿中禁卫武官相勾结，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谋废贾后时，他们便和赵王伦相联系，双方互为利用，以期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赵王伦虽然被贾后任命为右军将军，但因关中失抚而被徵入朝三年余才获此职，而且右军地位并不很高，远非其所欲之职。他之谄事中宫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之需，内心对贾后则是愤恨的，而且从张华、裴頠处两次讨求宰相之职均被拒绝，自是极为不满。赵王伦作为晋惠帝之弟，他所谋求的是执掌朝政，从求录尚书事一职即显示其野心不小。由上引资料可见，参与政变者还有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及翊军校尉齐王冏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将军所统三部司马被动参与。《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以功转游击将军。”表明齐王冏是赵王伦政变中支持其行动的重要禁卫武官。其所任左军高于赵王伦右军，但伦本以车骑领右军，故地位高于冏，加之伦为惠帝之弟，而冏为惠帝从弟，故此次政变以伦为谋主。中护军赵浚（俊）在政变中被杀，说明其非赵王伦阵营之人。《资治通鉴》卷八三《晋纪五》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中护军赵浚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左卫率东平刘卞，以贾后之谋问张华……”可见赵俊非贾后一党，而与太子亲近。赵俊虽非贾后一党，但其侄赵粲为贾后死党，这是其被杀之重要因素。赵俊虽反对贾后废太子，但看来并未支持赵王伦之政变行动。当时担任领军将军者为武陵王澹，与梁王肜、齐王冏皆属宣五王系统，他亦不会反对赵王伦的政变行动。《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武陵王澹传》：“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表明其与赵王伦一党。诛杀中护军赵浚显然是赵王伦清除异己势力以进一步控制禁卫军权之需要。赵王伦以禁卫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当政变成功后他便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
《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
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镇许，夺允护军。允发愤起兵讨伦。允既败灭，伦加九锡……加荂抚军将军、领军将军，馥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虔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翊为侍中。又以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率（太子右卫率）如故。张林等并居显要。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又隐匿兵士，众过三万。起东宫三门四角华橹，断宫东西道为外徼。
按：中护军赵浚被杀后，赵王伦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则迁任游击将军。淮南、齐王对赵王伦的任命极为不满，他们在废贾后之谋中立下大功，却未能得到相应回报，这是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同上卷，《齐王冏传》：“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对于二王的不满情绪，赵王伦加以压制，结果招致淮南王允之反抗[2]（卷六四《淮南王允传》）。此时赵王伦势力壮大，淮南王允远非其对手，因而很快败灭。赵王伦于是得以进一步专断朝政，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他作出了重要的人事安排。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翊为侍中，孙秀则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这样，赵王伦就以其三子控制了宫内禁卫军权，孙秀控制了东宫禁卫军权，表明其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据记载，当时或稍后担任禁卫武官者还有：孙会（秀子），射声校尉；卞粹，左军将军；王舆，左卫将军；司马雅，前军将军。据《晋书》卷六〇《孙旂传》记载，与孙秀合族的孙旂兄弟四子中有三人在当时担任了禁卫武官，“弼为中坚将军、领尚书左丞，转为上将军、领射声校尉；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琰为武卫将军、领太子左率”。
不久，赵王伦篡位自立为帝[11]。当时“左卫将军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 [2]（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篡位后，又作了一次人事调整：“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翊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与上次安排相比，多出了护军，而无左右卫，这表明赵王伦已经完全控制了殿中禁卫军权，而且开始控制宫城外京城禁卫军权。作为一个专断朝政的权臣，控制殿中及宫城禁卫军权即可，尤其殿中禁卫至关重要。而作为一个君主，则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也还必须控制京城，保卫京师安全亦至关重要，尤其他的篡位行为会遭到任职地方的宗室诸王的反对，为防其起兵入朝，自需加强京师禁卫防守。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另外，淮南王允以护军身份举兵反抗也促使赵王伦要将护军之职握于己手。
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引起激烈反抗。淮南王允首先发难。《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淮南王允传》：“会赵王伦废贾后，诏遂以允为骠骑将军……领中护军。允性沉毅，宿卫将士皆敬服之。伦既有篡逆志，允阴知之，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太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权也。允称疾不拜。”赵王伦欲排挤淮南王允以除后患，结果导致其举兵反抗。时太子左卫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表明淮南王允之中护军府及其营兵在宫城之外。“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密要壮士，约以富贵。于是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举空版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觉，开阵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此亦证其护军府在宫外，表明中护军虽为禁卫军长官，但其所负责的主要是宫外京城地区的防务，可能与汉代五校相当，以宫城外围的宿卫为其主要职责。据此推断，西晋五校尉很可能已转归护军统辖，官志不见领军辖五校之记载似亦反映了这种情况。
据《晋书》卷四《惠帝纪》载，淮南王允举兵及败灭发生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八月。次年正月，赵王伦废惠帝而篡位。三月，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顒等“众数十万”起兵反抗赵王伦。赵王伦在将齐王冏排挤出朝并平息淮南王允反抗之后，通过进一步控制禁卫军而牢牢掌握着朝政，朝中已无其它势力可与之抗衡，但地方宗室诸王拥兵自重，势力不小，于是又设法控制地方王国权力。“时齐王冏、河间王顒、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孙）秀知冏等必有异图，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 [2]（卷五九《赵王伦传》）赵王伦的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三王之反对，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兴师讨伐已篡位称帝的司马伦。《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军将军，积弩李严为折冲将军，率兵七千自延寿关出；征虏张泓、左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堮阪关出；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关出……”《惠帝纪》则谓：“伦遣其将闾和出伊阙，张泓、孙辅出堮阪以距冏；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距颖……会等大败，弃军走。”四月，“冏将何勖、卢播击张泓于阳翟，大破之，斩孙辅等。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淮陵王漼勒兵入宫，禽伦党孙秀、孙会、许超、士猗、骆休等，皆斩之。逐伦还第，即日乘舆反正。”由此可知，当齐王冏等三王起义，地方藩镇势力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将其精锐禁卫军调出以进行狙击，削弱了禁卫力量。战争中损兵折将使其禁卫军力下降，这正好为左卫将军王舆与淮陵王漼入宫提供了机会。赵王伦取得成功在于掌握并控制了禁卫军权，其失败也在于禁卫军权的削弱和禁卫武官的背叛，地方诸王进军京师为此种结果创造了条件。齐王冏等三王虽然凭借强大的兵力在与赵王伦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如果没有禁卫军的反叛，不大可能如此快捷便取得胜利。
关于王舆入宫及擒司马伦、孙秀之事，《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亦有详细记载：
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秀知众怒难犯，不敢出省……王舆反之，率营兵七百余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舆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舆放兵登墙烧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卫将军（按当为右卫，下文右卫营可证）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付廷尉诛之。执前（军）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于殿中斩之。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时司马馥在秀坐，舆使将士囚之于散骑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座皆入殿中，坐东除树下。王舆屯云龙门，使伦为诏曰：……传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于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伦及荂等付金墉城。
按：王舆率营兵所入之南掖门为宫城门之一。孙秀“不敢出省”之“省”，即禁省，亦即宫殿、禁中（内）。汉代郎中令/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此处之“掖”指掖庭，而与宫城之掖门无关。《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掖门”条：“汉制：内至禁者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应劭曰：掖者，言在司马门之旁掖也。”“又有南掖、北掖、东掖、西掖、左掖、虎贲掖门。”由此可知，殿门是进入禁中之门，而出掖门即为京城大道，自指宫门。《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上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应劭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掖门者，正门之傍小门也。”师古曰：“掖门在两旁，言如人臂掖也。”民女所阑入之掖门只能是宫门而不会是殿门。晋代宫殿宫城制度与汉代尤其东汉洛阳宫城制度相似，南掖门应为宫门而非殿门。据此，西晋“宫中兵”之宫即宫城。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表明左卫营在南掖门外，不在宫中，但由于宫殿中诸禁卫官均由左、右卫将军所领，故其可以自由出入宫掖门，并对宫中兵发号施令。三部司马则宿直殿内，侍卫禁中，殿中将军亦当在殿内统率殿中诸职进行守卫。下文载“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右）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按其所走出自当从殿内逃出，此表明右卫营在殿外宫城内。左卫将军王舆若非执行特殊任务，便在宫外办公，则西晋时左卫将军营署就在宫外，而右卫将军营署在宫内，表明当时右卫将军比左卫将军更加亲近。上引史料还说明，前军将军谢惔与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侍卫殿中，黄门令与司马督侍卫殿内自无疑义，而前军将军也可能为殿内禁卫武官。守散骑省閤之大戟当即大戟楯一类虎贲。
四、齐·成都·东海诸王专政与禁卫军权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冏于是辅政……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虽然握有数十万大军，齐王冏仍然不放松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以其亲信将领何勖担任中领军。举义诸王中，长沙王乂入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外示优崇，实则剥夺了其对禁卫军权的掌握。河间王顒“进位侍中、太尉”，亦与军政大权无缘。成都王颖则率军返回其根据地邺城，“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亦为优崇之职，与实际朝政无关。[12]
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顒（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2]（卷四《惠帝纪》，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晋书》卷四《惠帝纪》：太安二年（公元302年）“八月，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帝以乂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顒将）所害”。永兴元年（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三月，“河间王顒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七月，“右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顒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2]（卷五九《河间王顒传》），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2]（卷五九《成都王颖传》），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
“八王之乱”即将结束，东海王越专政时，仍然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越自荥阳还洛阳，以太学为府。疑朝臣贰己，乃诬帝舅王延等为乱，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杀之。越解兖州牧，领司徒。越既与苟晞构怨，又以顷兴事多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乃以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军将军，领国兵数百人宿卫。
显然，入朝之东海王越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将朝廷禁卫武官主要是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其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卫、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在地方，已无任何诸王可与之抗衡，故京城守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仍在控制宫殿禁廷。从这一任命看，似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前述赵王伦以其子虔为右卫将军，继领、护军将军之后，而不及左卫将军人选，司马伦死党孙秀为太子右率而不及左率，赵王伦被废事件可见左卫营在宫外、右卫营在宫内，以及右卫将军陈眕诏百僚入殿并勒兵讨成都王颖，都表明当时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同理，右军将军也应高于左军将军。但在贾后诛灭杨骏之役中裴頠由右军将军转任左军将军，显然左军将军位高于右军将军。禁卫武官左、右位置之转换，应当从赵王伦执政始。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在其执政后，便将右卫、右军将军的地位提升，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任命其子为右卫将军而不及左卫将军之事，以后的情形也可按此理解。左卫府可能就在其时移出宫外，而右卫府仍在宫内。右军府也可能同时移入宫内。
五、小 结
通过以上考述，使我们对西晋禁卫武官制度、对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晋惠帝即位后，武帝杨后被尊为太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太子妃贾南风立为皇后，外戚杨骏据矫改之遗诏而任辅政大臣（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专制朝政。杨骏为了对付贾后的可能威胁，“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特别是以其外甥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在贾后授意下密谋策划消灭杨骏的计划，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由于杨骏身居殿外，未能有效控制殿内禁卫军权，故在与贾后的政争中迅速失败。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徵调宗室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向灭亡。
（二）贾后专政，为推翻杨骏立下大功的楚王玮升迁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辅政大臣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也正是贾后之意。楚王玮为晋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颇具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楚王玮利用手中的禁卫军权杀害了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手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贾后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贾后专政近十年间，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如王衍为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郭彰为右卫将军，贾谧为后军将军，裴頠为右军及－左军将军，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禁卫军权。
（三）贾后专政后期，赵王伦被任命为禁卫武官右军将军，他利用这一职务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羽亲信、执政集团。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参预密谋的中下级禁卫武官尤多，主要有：翊军校尉齐王冏，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所辖三部司马被动参与。赵王伦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政变后，赵王伦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杀害中护军赵俊，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为游击将军。淮南王允因不满赵王伦对他的任命而欲入宫废伦，但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赵王伦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以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其亲信孙秀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其它禁卫武官也由其亲信所担任。不久，赵王伦篡位称帝，以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作为皇帝，司马伦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还必须控制京城，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以其亲信担任各级禁卫武官，通过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激烈反抗。
（四）当齐王冏等三王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调出其精锐禁卫军进行狙击，这一处置削弱了宿卫力量，于是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推翻了司马伦的统治。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入朝的宗室诸王，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他将朝廷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东海国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
（五）禁卫武官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是影响朝局的重要问题。要专制朝政并号令全国，就必须掌握和控制禁卫军权，专权者往往亲自担任禁卫长官或令其亲信担任禁卫武官以典禁兵，其中殿内宿卫至关紧要。如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禁卫武官不能听从专权者调度，则其专权便很容易失败。有个人野心的禁卫武官往往会利用禁卫军权来实现其个人目的。换言之，在非常朝政下，具体而言就是在君主愚痴难以亲政的情况下，对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君权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成为最高统治者。只有控制了禁卫军权，才能假君主之名以行政，从而号令天下。当然在正常政局即君主本人能有效行使其君权之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禁卫军权虽然重要，但仅是服务于专制君权的重要工具，而不可能左右朝局。“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而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八王之乱”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关系的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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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金龙.“中朝大驾卤簿”所反映的西晋禁卫武官制度[J].中华文史论丛,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张金龙：济南，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50100）
本文为第八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编号81087)前期成果之一。
[1] 学术界对“八王之乱”的研究，较少关注禁卫军权和“八王之乱”的关系。如日本学者福原啓郎氏关于“八王之乱”的专论《八王の亂の本質》（《東洋史研究》第41卷第3號，1982年）一文中只有一处提到“禁军将校”字眼。又如，杨光辉先生在《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亦未提及禁卫军权问题。比较重要的断代史著作如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对这一问题也都未曾涉及。何兹全先生在《魏晋的中军》一文中似乎注意及此，认为：“左右二卫和三部司马是宫殿中的主要的宿卫兵，在西晋历次宫廷政变及皇室内争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读史集》，第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其所举事例全是“八王之乱”中的情况。日本学者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平樂寺書店，1977年再版）第一章第二节专论“八王之乱”，标题即为“八王の乱について”（第38－49页），曾提及“杨骏领禁兵收权力”，“企图排挤汝南王亮”；又提及赵王伦矫诏发动兵变，召禁军将校如翊军校尉齐王冏参与。但都未作具体分析。笔者在多年前发表的《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一文中对禁卫军权和“八王之乱”的关系曾有所涉及，认为：“参加八王之乱的主要是两部分军队，首先是殿中兵，然后是都督兵。最初的斗争往往由殿中兵扮演角色。”但有关论述却十分单薄。
[2] 学界有人以为晋惠帝属平庸之材而并不“愚痴”，其说不确。《晋书》卷四《惠帝纪》“后论”及“史臣曰”均以其为“蒙蔽”、“庸暗”之人，谓“不才之子，则天称大，权非帝出，政迩宵人”。又可参张金龙，《关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若干问题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3] 孟观、李肇外，史书所见殿中中郎还有士猗、逯苞、成辅、王春，见《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成都王颖传》，卷六二《刘琨传》。《晋书·职官志》有殿中中郎，其地位介于殿中将军与殿中校尉之间。《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秩品一》所载魏官品，第六品有殿内将军、殿内典兵，第七品有殿中中郎将、校尉，第八品有殿中都尉、司马及殿中羽林郎。同书卷三七《职官十九·秩品二》所载晋官品，第六品有殿中将军，第七品有殿中监，第八品有羽林郎。孟观、李肇所任决非殿中羽林郎，从其在“八王之乱”中的表现推断，似更近于殿内（中）典兵、殿中中郎将。《晋书》卷二五《舆服志》载《中朝大驾卤簿》中有“典兵中郎”，当即殿内典兵，孟观、李肇所任为此职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推测也与《晋志》关于殿中中郎品级的记载相符。
[4] 按《通鉴》修撰时，九家旧《晋书》并未全亡，故其所据颇有今本唐修《晋书》不载之史料。又可参考《晋书》有关纪、传。
[5] 夏鼐（作铭）先生据元<河南志>中的古代洛阳图，确定东汉武库位于汉故城东北角谷门之东，其北有太仓。参见：《<永乐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作铭），《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王仲殊先生《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18页图一八《东汉雒阳城平面示意图》，北宫之东北角有太仓、武库，太仓在北，武库在南，与《洛阳记》所载西晋武库在太仓之东不同。有两种可能：西晋都城中有关建筑物之位置与东汉有较大变化；或者此图有误差。庄春波先生据《后汉书·坚镡传》，注引《洛阳记》的记载，认为“似乎武库在太仓以东，而非以南”。见氏著：《秦汉武库制度》，《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6] 又可参见：《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汝南王亮传》，卷三六《卫瓘传》，卷三五《裴楷传》。
[7] 《晋书》卷三一《后妃上·惠贾皇后传》：“……乃使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以报宿憾。”又可参同书卷三六《张华传》。
[8] 王仲荦先生说：“贾后又叫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令其率领北军（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杀司马亮、卫瓘。”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将楚王玮所任北军中候理解为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的将领，这一解释有误。北军中候在东汉是北军将领之一，但在当时北军中候则是西晋王朝的禁卫军长官，按制度其所统领的是宫城内全部禁卫军，而且西晋只有内、外军之分，而无南、北军之分。
[9] 按本传所载澹、繇兄弟关系不确，繇被徙之事颇为复杂，其具体情形见于《晋书》卷三八《宣五王·东安王繇传》。
[10] 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卷三八之《校勘记》[一一]：“姚鼐《惜抱轩笔记》：‘既为大将军，即不为领军，既为尚书令，亦不为录矣。’按：《通鉴》八三作‘征梁王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此‘尚书令领军将军’七字疑衍。”其说可从。
[11] 《文选》卷四九《史论上》干令升（宝）《<晋纪>总论》，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惠帝永宁二年，禅位于赵王伦，伦以兵留守卫，上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五册，第2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 参见《晋书》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河间王顒传》、《成都王颖传》，卷四《惠帝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