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他人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尚在梭伦之前，土地私有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土地买卖扣私有破坏了氏族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公有。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力基础上，阿提卡居民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丛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阿提卡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连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马克思所认为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情况呢？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说，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庄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的结果。”[7]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上面所讲的情况，那还不足以说明雅典国家民主政治产生的必汾性。一国的政体，并不仅仅简单地适合着该社会的环境和经济关系。一国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取得领导权的那个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意识，对该国政体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如果说旧氏族贵族富有者曾用”六一”租、债奴制使雅典小农、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下的话，那么，工商奴隶主则竭力要求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独立存在，这样，才能保持对外出口的货源和国内的消费市场。于是，工商奴隶主和自由小农、手工业者可以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树起政治联盟的大旗。结果，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乙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8]这些人是拥护和支持民主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家，王室和贵族都拥有规模巨大的农庄和手工作坊，占有众多的奴隶和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这是形成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见闻广博的梭伦或许总结过其它国家政治改革的经验，以至他在政治改革中对贫民、对土地贵族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这就使妥协能成为现实。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这些条件相互间紧密联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雅典社会不同于古代东方文明国家的那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是促成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命题简单化。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萌芽中的国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议事会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是雅典国家极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