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释所解书籍的要义的义体也逐渐盛行起来，出现了许多义体注本，如南朝梁时崔 灵恩有《左氏经传义》，《南史•儒林传》记载，崔灵恩有“《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 ，《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兼注音义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国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朝晋 灼《汉书音义》17卷、南朝梁时孟康《汉书音义》18卷、南朝宋时徐广《汉书音义》13 卷、北魏崔浩《汉书音义》2卷、《汉纪音义》2卷、韦机《后汉书音义》27卷，还有曹 魏时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的《汉书》注义注音等。
集解体史注
集解是总汇各家注释进行解说，在东晋以降广为使用。由于注者将诸家注文加以汇聚 ，减少了人们翻寻之劳，因而很受欢迎。
集解体按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集众说以作解，遍搜所解原书的所 有成就来训解原文，又可称为“集注”。西晋时晋灼《汉书集注》广泛征引文献，集众 家之说，精下评断，“至典午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 辨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8]与晋灼同时代的臣赞，采取类似于晋灼的注例 撰成《汉书集解音义》，“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侧其来，举驳前说…… 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是其书。”[8]东晋蔡谟变化臣瓒《汉书集 解音义》将之散附于《汉书》中，“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 本。”[8]南朝陈时姚察有《汉书集解》1卷，与上述诸注属于同一类型。这类集解中影 响最大的是南朝宋裴ｙīｎ@②《史记集解》80卷，裴ｙīｎ@②以徐广《史记音义》为 蓝本，博采诸子百家之长，兼取先辈注书经验，以补益《史记》，“聊以愚管，增演徐 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弥足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 ，则数家并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9]裴ｙīｎ@②对《史记》的古文奇字作了 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许多文字障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史记集解》与唐代司马贞《 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另一种是集比经传为之作解，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杜预按年将《左传 》之文相应地附于经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释，他在《春秋序》中说：“分经之年与传之 年相附，此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因此，这部著作不仅集众家之 说以释经传，而且逐年先列经文，后列传文，然后阐发自己的解释，具有很多创意。与 《集解》相联系，杜预又撰《春秋释例》15卷。《春秋序》云：“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 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 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二者密切配合，于校勘、释义等方面都有许 多卓识。
自注体史注
自注体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种体式，是作者对其所编著史书的注释。自注又称 子注，始于西汉，《史记》为其权舆。章学诚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 ，其实史马迁诸表已有子注矣。”[10]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发展，除了史学自身 发展的内在动力外，还与当时佛教译经的子注盛行有关。东汉以降，佛教东渐，佛经译 本纷纷涌现，为了更好地阐发经义，注经者以一种译本作为母本，在经文中引入其它译 本作为子注，以便于研寻，这种注经方法被称为“合本子注体”。支愍度在《合维摩诘 经序》中说：“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阑所出为子，分章断 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乘迂之劳。”史家在作自注时 汲取了合本子注的优点，结合前代的经验将大量注文融入史书中，提高了自注在史书中 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为一种史书体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史书中的份量较汉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 成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觉行为，其成功的经验鼓舞了后来的史家，为此后史家作自注 开启了可资借鉴的范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鉴 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丰富了自注的内涵，扩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围，出现了多种史书自 注著作。
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自注。从现在的八志中能够看到司马彪的自注文字，经过刘 昭的改造(由小字改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间。刘昭在《郡国志》注 中说：“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字，今进为大字”，《百官志》注中 说：“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以表其异。”
2.北魏杨ｘｕàｎ@③之《洛阳伽蓝记》自注。该自注在流传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 本来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 ”。清代学者顾广圻认为“此书元有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 [11]。
3.晋人周处《阳羡风土记》自注和常璩《华阳士女》自注。《史通•补注》曰：“周 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细书”即小字自注，二书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自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自注和王劭《齐志》自注 。《史通•补注》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 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 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 是也。”刘知几指责此四种琐杂鄙碎异体同病，这种说法未必公允。除《洛阳伽蓝记》 以外，其它三书散佚已久，我们无法窥见其自注的真实情况了，但是从刘知几的批评中 我们可以推断出，上述几种自注体史注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中册)[M].
[2]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裴松之.三国志注表[Z].
[4]宋书•裴松之传[M].
[5]南史•文学传[M].
[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Z].
[7]魏书•刘@①传[M].
[8]颜师古.汉书叙例[Z].
[9]裴ｙīｎ@②.史记集解序[M].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M].
[11]顾广圻.思适斋集•洛阳伽蓝记•跋(卷十四)[M].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日右丙
@②原字左马右因
@③原字左衔去钅换玄
@④原字左木右苦
魏晋南北朝时期兼注音义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国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朝晋 灼《汉书音义》17卷、南朝梁时孟康《汉书音义》18卷、南朝宋时徐广《汉书音义》13 卷、北魏崔浩《汉书音义》2卷、《汉纪音义》2卷、韦机《后汉书音义》27卷，还有曹 魏时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的《汉书》注义注音等。
集解体史注
集解是总汇各家注释进行解说，在东晋以降广为使用。由于注者将诸家注文加以汇聚 ，减少了人们翻寻之劳，因而很受欢迎。
集解体按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集众说以作解，遍搜所解原书的所 有成就来训解原文，又可称为“集注”。西晋时晋灼《汉书集注》广泛征引文献，集众 家之说，精下评断，“至典午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 辨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8]与晋灼同时代的臣赞，采取类似于晋灼的注例 撰成《汉书集解音义》，“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侧其来，举驳前说…… 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是其书。”[8]东晋蔡谟变化臣瓒《汉书集 解音义》将之散附于《汉书》中，“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 本。”[8]南朝陈时姚察有《汉书集解》1卷，与上述诸注属于同一类型。这类集解中影 响最大的是南朝宋裴ｙīｎ@②《史记集解》80卷，裴ｙīｎ@②以徐广《史记音义》为 蓝本，博采诸子百家之长，兼取先辈注书经验，以补益《史记》，“聊以愚管，增演徐 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弥足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 ，则数家并列，以徐为本，号曰《集解》”[9]裴ｙīｎ@②对《史记》的古文奇字作了 大量的注解，排除了许多文字障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为读者提供了便利。《史记集解》与唐代司马贞《 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另一种是集比经传为之作解，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杜预按年将《左传 》之文相应地附于经文之后，然后加以注释，他在《春秋序》中说：“分经之年与传之 年相附，此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因此，这部著作不仅集众家之 说以释经传，而且逐年先列经文，后列传文，然后阐发自己的解释，具有很多创意。与 《集解》相联系，杜预又撰《春秋释例》15卷。《春秋序》云：“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 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 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二者密切配合，于校勘、释义等方面都有许 多卓识。
自注体史注
自注体史注是史注中富有特色的一种体式，是作者对其所编著史书的注释。自注又称 子注，始于西汉，《史记》为其权舆。章学诚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 ，其实史马迁诸表已有子注矣。”[10]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发展，除了史学自身 发展的内在动力外，还与当时佛教译经的子注盛行有关。东汉以降，佛教东渐，佛经译 本纷纷涌现，为了更好地阐发经义，注经者以一种译本作为母本，在经文中引入其它译 本作为子注，以便于研寻，这种注经方法被称为“合本子注体”。支愍度在《合维摩诘 经序》中说：“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阑所出为子，分章断 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乘迂之劳。”史家在作自注时 汲取了合本子注的优点，结合前代的经验将大量注文融入史书中，提高了自注在史书中 的地位和作用，使自注上升为一种史书体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史书中的份量较汉代又有很大的提高，已 成为一些史家著史中的自觉行为，其成功的经验鼓舞了后来的史家，为此后史家作自注 开启了可资借鉴的范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自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史注家借鉴 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丰富了自注的内涵，扩大了自注的使用范围，出现了多种史书自 注著作。
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自注。从现在的八志中能够看到司马彪的自注文字，经过刘 昭的改造(由小字改为大字)，以“本志曰”的形式附于正文之间。刘昭在《郡国志》注 中说：“本志唯郡县名为大书，其山川地名悉为细字，今进为大字”，《百官志》注中 说：“凡是旧注，通为大书，称‘本注曰’以表其异。”
2.北魏杨ｘｕàｎ@③之《洛阳伽蓝记》自注。该自注在流传中已被混入正文，失去了 本来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 ”。清代学者顾广圻认为“此书元有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 [11]。
3.晋人周处《阳羡风土记》自注和常璩《华阳士女》自注。《史通•补注》曰：“周 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细书”即小字自注，二书自注今已不可考。
4.北周萧大圜《淮海乱离志》自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自注和王劭《齐志》自注 。《史通•补注》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 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④，列为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若萧 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 是也。”刘知几指责此四种琐杂鄙碎异体同病，这种说法未必公允。除《洛阳伽蓝记》 以外，其它三书散佚已久，我们无法窥见其自注的真实情况了，但是从刘知几的批评中 我们可以推断出，上述几种自注体史注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史稿(中册)[M].
[2]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裴松之.三国志注表[Z].
[4]宋书•裴松之传[M].
[5]南史•文学传[M].
[6]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Z].
[7]魏书•刘@①传[M].
[8]颜师古.汉书叙例[Z].
[9]裴ｙīｎ@②.史记集解序[M].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M].
[11]顾广圻.思适斋集•洛阳伽蓝记•跋(卷十四)[M].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日右丙
@②原字左马右因
@③原字左衔去钅换玄
@④原字左木右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