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
　　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⑩，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ｓù＠(11)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
　　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本篇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两都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先生《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两都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12)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


　　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五、从《二京赋》等看《两都赋》的影响
　　因为《两都赋》写长安与洛阳两都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两都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ｙīｎ＠⑨、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
　　最早摹拟《两都赋》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年轻时曾“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然后说：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则《二京赋》的创作动机同二京本身无关，作者是要借此反映当时的社会，并表现讽谏之意。
　　汉和帝在位计永元16年，元兴1年，共17年（89-105年）。其后为殇帝，仅一年。安帝在位25年。按其“十年乃成”之说，则当作于殇帝延平（106年）前后。
　　正如《后汉书•张衡传》所指出，《二京赋》的意义正在于对统治者奢侈腐朽生活的细致描写和对这种现象的抨击。如其中在展现后宫之豪华之后说：
　　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
　　有的地方还带有讽刺的口吻。如写苑囿之美和汉武帝迷信方士炼仙丹之后说：
　　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
　　对最高统治者荒唐行为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这表面看来是写西京，实际上是借西京以表现作者对当时京都奢侈的看法，是将一地而分为两地来写。因为作者并不生活于前汉。如果说班固写《两都赋》时长安还大体存有当时的规模与形胜，也能从乃父及其他长者听到有关西京为都城时的繁盛景象，到张衡之时，能看到的西京旧貌就要失色得多；其所听闻，也只是传闻之辞，非亲见者所述。然而，张衡《西京赋》的篇幅又将近班固《西都赋》的二倍！可见，作者是将本应放在《东京赋》中讲的话策略地放到《西京赋》中去讲，本应在《东京赋》中加以描述的场面，放到《西京赋》中去描述。要不然，他是有感于东汉中期“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又何必如此用力去铺写西京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西京赋》是对《东京赋》的补充；其中所写西京，实为东京的影子。张衡的这种艺术处理的办法，却为后代作家写现实生活中有所禁忌的题材，开了一个法门。这似乎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
　　《二京赋》同《两都赋》比较起来，形式上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葫芦形结构》。但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只是“形”，而不是“神”。就《二京赋》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段来说，自有其独特处，前面所说以西京为东京影子，便是一端。在展现社会生活图景的方面，比《两都赋》更为丰富，前人论述已多，这里不赘述了。
　　但《两都赋》的结构形式毕竟在题材上有所限制，故后代也有承扬雄《蜀都赋》、崔ｙīｎ＠⑨《武都赋》、傅毅《洛都赋》之形式而只写一都者。这在汉代尚有张衡的《南都赋》，在魏晋时代有刘桢《鲁都赋》（残，《全后汉文》由《艺文类聚》卷六一录入，又据《初学记》等所引佚文穿插其中）、徐干《齐都赋》（《全后汉文》由《艺文类聚》录入，又以《初学记》等辑得佚文穿插补入），魏刘劭《许都赋》、《洛都赋》（并佚，题见《三国志•刘劭传》）、何桢《许都赋》（《全晋文》据《宋书》录其残文三段。据《中古文学系年》均作于青龙元年》、吴质《魏都赋》（据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考证，作于黄初元年至太和四年间》，蜀文立《蜀都赋》（《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一句），晋左思《齐都赋》（《晋书•左思传》）。这些都是单独成篇，自具首尾，不作蝉联结构。东晋南北朝时代也有过一些以京都为题材的赋作，大多数散佚，有的存残篇零句，有的只存篇名，可见并无独创之处。只有鲍照的《芜城赋》写广陵在经过多次战乱后的残破景象，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真实地反映了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代人们的心情，故成千古传颂的名篇。


　　沿《两都》、《二京》的路子而在晋代取得很高声誉的，是左思的《三都赋》。《三都赋》从形式上的创新在于，它不同于《高唐》、《神女》、《子虚》《上林》、《两都》、《二京》“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结构方式，而是由三篇组成。张衡在《二京》之外，也有《南都赋》，但其间并无联系。左思却是将三者联结为一。从题材内容方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