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它不是写一个王朝前后期的两个都城,进行比较,而是写同时存在过的三个国家的都城。
左思赋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述事之翔实、辞采之华美,更在于其适应了晋国平定蜀、吴,一统天下后,要明确晋承魏统的需要。《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末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当时有什么惑呢?无非是蜀、吴正统,还是曹魏正统、晋承魏统的问题。所以清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一《三江扬都》条。)。因此说,这篇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其本传载,“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两序皆给以很高评价。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中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司徒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难道《三都赋》真的惊采绝艳,压倒前贤吗?我们今天读《三都赋》本文,便觉并非如此。这些注家、序家与那些豪贵之家一样,也都是因为经多年战乱之后,晋朝一统,空前兴盛,大家都希望向司马氏表示对统一三国的拥护,故一时趋之若鹜,使其身价百倍。《晋书•左思传》云:“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可见不少文人想到了这个题材、这个主题,只是左思之作先一步问世(注:关于《三都赋》的作时,前人看法不一。据《晋书•左思传》,陆机入洛时,左思《三都赋》尚未成,而左思作此赋之事,人已知之。陆机尚未及作,左思之赋已成。《晋书•陆机传》言陆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太康末不一定在太康十年,亦有可能在九年、八年。《晋书•左思传》言“构思十年”,《文心雕龙•神思》言“左思炼《都》以一纪”为十二年。均大略取其成数。如以陆机入洛在太康九年,左思之赋成,当在太康十年或太熙元年;如以陆机之入洛在太康十年,则左思赋成当在太熙元年或惠帝永熙元年,或稍迟。则言作于太熙元年(290)前后,大体不会错。王梦鸥以为作于272-297年间(王氏《古典文学论探索,关于左思〈三都赋〉的两首序》),李长之认为作于280-282年间(《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第70期),均嫌过早,而陆侃如系惠帝太安三年(303),似过迟。)。及左思赋一出,机“遂辍笔焉”。其辍笔之原因,不仅仅因为左思之作“辞义@(13)玮”等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已有人领此风骚,他再来一篇,无论怎样雕凿,也难与争胜了。
学习《两都》、《二京》的蝉联结构的赋,左思之后绝响近二百一十年,北魏宣武帝(500-503年)时有阳固为《北都赋》、《南都赋》以为讽谏(注:《魏书•阳固传》:“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辞多不载。”),然其作失传。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有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长安在西汉以后,先后有前秦、后秦、前赵、西魏、北周建都。洛阳在西晋以后,北魏后期曾为都城,至隋以长安为京师,而以洛阳为东都。大唐建国,定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也“以洛阳宫为东都”(《新唐书•高宗纪》)。故李庾所写“西都”、“东都”不仅同班固、张衡以前后古今的都城对比者不同,也与左思的以被统一国家之都城对比而写者不同,它是以当时朝廷确定的都城和东都为题材。从时间背景上来说,李庾作此赋,不在大唐鼎盛、国势兴隆之时,而是在统治集团奢侈腐朽社会各种矛盾逐步激化之时。作者的用意,既不是因为迁都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歌颂天下一统,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同张衡的《二京赋》有些相近,但又有所不同:《二京赋》主要是就作者所见,想通过描写京都的奢淫过度而起到讽谏的作用,李庾之赋却是包含着更多的哲理,以长安和洛阳的兴废为主线,纵观两千年的历史,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哲理。因为自周人建都镐京、周公经营雒邑,长安、洛阳,一直为历来政治家所关注,在历史上建都次数最多,时间最久。李庾赋中,对周、汉以来建都两地之国有道而兴、无道而亡的情况均加议论,吊古凭今,感慨万端。尤其自汉代曾有过西都、东都之争以后,政治家往往临事而议,各计短长。故李庾《西都赋》纵论周、秦、汉、隋亡国之教训,加以总结,认为应“鉴秦败,知恃刑不如恃德也”;“鉴隋怠,知猎兽不如猎览也”;“鉴周勤,知祖基作艰,传万年也”;“鉴汉误,知去淫即正,获天祚也”。《东都赋》之末则作出更为精辟透彻的议论:“则知鉴四姓之覆辙,嗣重叶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然而唐王朝统治者也未能避免周幽王、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那样的结局。唐亡以后,只有五代的唐建都洛阳(名东都),以长安为西都,再无有在长安建都者。洛阳,则只有五代的梁以为西京(建都开封,名东京),晋、汉、周的京都建制与梁相同。实际除五代的唐以外,长安、洛阳都再没有真正成为政治中心。所以说,李庾的《西都赋》、《东都赋》是对长安、洛阳这两个古都历史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二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史的总结。后来明代桑悦作《北都赋》、《南都赋》,写明之北都南都,今所存殆非完篇(注:见《历代赋汇补遗》卷五。)。就这种蝉联结构的赋而言,也就成为绝响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鬼
@②原字为宀下加是
@③原字为扌加离
@④原字为彳加复
@⑤原字为氵加产
@⑥原字为(派右)加见的繁体
@⑦原字为门内加规
@⑧原字为目加卷
@⑨原字为马加因
@⑩原字为山加(凶下加八下加夂)
@(11)原字为氵加斥
@(12)原字为忄加碟右
@(13)原字为“坏”的繁体字的“土”换成“王”
@(14)原字合下加廾
左思赋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述事之翔实、辞采之华美,更在于其适应了晋国平定蜀、吴,一统天下后,要明确晋承魏统的需要。《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末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当时有什么惑呢?无非是蜀、吴正统,还是曹魏正统、晋承魏统的问题。所以清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一《三江扬都》条。)。因此说,这篇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其本传载,“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两序皆给以很高评价。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中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司徒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难道《三都赋》真的惊采绝艳,压倒前贤吗?我们今天读《三都赋》本文,便觉并非如此。这些注家、序家与那些豪贵之家一样,也都是因为经多年战乱之后,晋朝一统,空前兴盛,大家都希望向司马氏表示对统一三国的拥护,故一时趋之若鹜,使其身价百倍。《晋书•左思传》云:“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可见不少文人想到了这个题材、这个主题,只是左思之作先一步问世(注:关于《三都赋》的作时,前人看法不一。据《晋书•左思传》,陆机入洛时,左思《三都赋》尚未成,而左思作此赋之事,人已知之。陆机尚未及作,左思之赋已成。《晋书•陆机传》言陆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太康末不一定在太康十年,亦有可能在九年、八年。《晋书•左思传》言“构思十年”,《文心雕龙•神思》言“左思炼《都》以一纪”为十二年。均大略取其成数。如以陆机入洛在太康九年,左思之赋成,当在太康十年或太熙元年;如以陆机之入洛在太康十年,则左思赋成当在太熙元年或惠帝永熙元年,或稍迟。则言作于太熙元年(290)前后,大体不会错。王梦鸥以为作于272-297年间(王氏《古典文学论探索,关于左思〈三都赋〉的两首序》),李长之认为作于280-282年间(《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第70期),均嫌过早,而陆侃如系惠帝太安三年(303),似过迟。)。及左思赋一出,机“遂辍笔焉”。其辍笔之原因,不仅仅因为左思之作“辞义@(13)玮”等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已有人领此风骚,他再来一篇,无论怎样雕凿,也难与争胜了。
学习《两都》、《二京》的蝉联结构的赋,左思之后绝响近二百一十年,北魏宣武帝(500-503年)时有阳固为《北都赋》、《南都赋》以为讽谏(注:《魏书•阳固传》:“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辞多不载。”),然其作失传。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有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长安在西汉以后,先后有前秦、后秦、前赵、西魏、北周建都。洛阳在西晋以后,北魏后期曾为都城,至隋以长安为京师,而以洛阳为东都。大唐建国,定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也“以洛阳宫为东都”(《新唐书•高宗纪》)。故李庾所写“西都”、“东都”不仅同班固、张衡以前后古今的都城对比者不同,也与左思的以被统一国家之都城对比而写者不同,它是以当时朝廷确定的都城和东都为题材。从时间背景上来说,李庾作此赋,不在大唐鼎盛、国势兴隆之时,而是在统治集团奢侈腐朽社会各种矛盾逐步激化之时。作者的用意,既不是因为迁都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歌颂天下一统,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同张衡的《二京赋》有些相近,但又有所不同:《二京赋》主要是就作者所见,想通过描写京都的奢淫过度而起到讽谏的作用,李庾之赋却是包含着更多的哲理,以长安和洛阳的兴废为主线,纵观两千年的历史,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哲理。因为自周人建都镐京、周公经营雒邑,长安、洛阳,一直为历来政治家所关注,在历史上建都次数最多,时间最久。李庾赋中,对周、汉以来建都两地之国有道而兴、无道而亡的情况均加议论,吊古凭今,感慨万端。尤其自汉代曾有过西都、东都之争以后,政治家往往临事而议,各计短长。故李庾《西都赋》纵论周、秦、汉、隋亡国之教训,加以总结,认为应“鉴秦败,知恃刑不如恃德也”;“鉴隋怠,知猎兽不如猎览也”;“鉴周勤,知祖基作艰,传万年也”;“鉴汉误,知去淫即正,获天祚也”。《东都赋》之末则作出更为精辟透彻的议论:“则知鉴四姓之覆辙,嗣重叶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然而唐王朝统治者也未能避免周幽王、秦二世、汉献帝、隋炀帝那样的结局。唐亡以后,只有五代的唐建都洛阳(名东都),以长安为西都,再无有在长安建都者。洛阳,则只有五代的梁以为西京(建都开封,名东京),晋、汉、周的京都建制与梁相同。实际除五代的唐以外,长安、洛阳都再没有真正成为政治中心。所以说,李庾的《西都赋》、《东都赋》是对长安、洛阳这两个古都历史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二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史的总结。后来明代桑悦作《北都赋》、《南都赋》,写明之北都南都,今所存殆非完篇(注:见《历代赋汇补遗》卷五。)。就这种蝉联结构的赋而言,也就成为绝响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鬼
@②原字为宀下加是
@③原字为扌加离
@④原字为彳加复
@⑤原字为氵加产
@⑥原字为(派右)加见的繁体
@⑦原字为门内加规
@⑧原字为目加卷
@⑨原字为马加因
@⑩原字为山加(凶下加八下加夂)
@(11)原字为氵加斥
@(12)原字为忄加碟右
@(13)原字为“坏”的繁体字的“土”换成“王”
@(14)原字合下加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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