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对祖国现存第一部古农书的一些考证(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相当多，是亦可证撰者为山东人。 (5)此书有专篇述种桑柘和养蚕法。是现存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中最古的。考古代的桑蚕特别是柘蚕，以山东为较盛且较早，这也是旁证之一。(6)宋葛祐之在绍兴十四年(1144)为此书作后序，称：“《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其故可能因撰者是东州即山东境人，所以其书也多行于其地。这也是旁证之一。——基于上文所述，可信撰者当为今山东境人，且很可能是齐郡人。
(四)履历：根据原书署衔和历代簿录著录，撰者曾官“太守”，是无疑的。但究任何郡太守?其说法不一：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原书崇文院本以次各种版本所题，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殆是缮写或刊刻偶讹所致；应以“高阳太守”为是。高阳，当是《魏书．地形志》中瀛州所领的郡，该郡领县九，在今河北境，根据撰者在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③)。可能就是从山西东行莅任高阳太守。因为高阳郡系位于其地附近。又按：撰者除曾任高阳太守外，行迹所历似甚广，单从书中所述，已可知除其原籍山东境外，曾到过今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④，东部的辽⑤，中部的并⑥，北部的代⑦；又到过今河北境的“井陉以东”⑧等地。山西，是后魏发祥地，也是当时政治重心之一，可能撰者宦游其地颇久。但曾任何职，却不可考了。又根据上文论证，撰者与贵为帝师的贾思伯、思同兄弟⑨有同族关系，且曾官至太守，则其出身，当非一般的劳动人民。又从他的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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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人胡立初《<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有此说。
② 见原书自序。
③ 见原书第十九“种蒜”篇内自注。
④ 见上揭原书“种蒜”篇内自注。
⑤ 见原书第三十八“种粟”篇内自注。
⑥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⑦ 见上揭“种粟”篇内自注。
⑧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⑨ 《魏书．贾思伯传》：“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为侍讲……人授肃宗《杜氏春秋》”。又附《思同传》：“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
内容看：后人都认为是“援据博奥”①、“奇字错见”②、“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③。而其书杂说篇，论述所谓“治书”方法④颇详晰、颇具体，可知他当是富有讲书修养的兼富有藏书经验的“望族”子弟。又按：撰者罢官后，当是回原籍家居，自厕于齐民，以农牧为业。根据其书杂说篇所述，“治生之道，不仕则农”⑤，又根据其书自序，所谓“验之行事”、“晓示家童”；又根据其书养羊篇中自言： “昔有羊二百口”等纪录，已足证明。且其书内容，除部分辑自古书外，不少是原始纪录，且不少是实践心得，非有实际经验的不能下笔。这也是撰者曾业农牧的一证。
这里还得提及：最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属官，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名字改换了”⑥。这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1)据《魏书》及《北史》所述，思同自幼便雅好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跟卫冀隆为《杜氏春秋》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乎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和经验上看，似都不会撰述像《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2)据思勰原书所述，知系作于游宦后，家居度田园生活时，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此书，借以“晓示家童”。但思同则自少“释褐”、仕途腾达，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从未获享田园生活机会。(3)思勰曾任高阳太守，所撰书也如是署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任的或最高一任的官衔。但思同则自“释褐”后，由彭城王国侍郎、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累迁荥阳太守、襄州刺史，晋封男爵、黄门侍郎、侍讲、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其最后的或最高的官衔不是高阳太守，且从未任过高阳太守①。(4)思勰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稍后⑧；但思同却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其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甚至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暇“丁宁周至”⑨完成这一部“卷首皆有目录”⑩的且冠有长篇自序的农书。(5)思勰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⑾，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⑿，年龄可能大于仁之，官爵也大于仁之，学术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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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近人胡立初考证：《齐民要术》引用各书，计经部30种，史部65种，子部41种，集部19种，合四部共155种。此外无书名可考的尚不下数十种。
② 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李巽岩《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③ 见明胡震亨津逮秘书本《齐民要术．跋》。
④ 原书标题为“染潢及治书法”和“雌黄治书法”所述包括染书、用书、修补书、藏书、曝书等方法(当时的书系卷子本)。
⑤ 见原书卷端《杂说》。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颇欣赏他这一句话《四库提要》因这一篇的《杂说》与原书第三十篇《杂说》重出，疑为后人窜人。按可能是后人偶错乱其编次致析而为二。
⑥ 见近人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1957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版)。据该书作者函告。谓此系近人栾调甫说。但其说尚未见有专论发表。
⑦ 《魏书》及《北史》本传，述贾思同历任官衔颇详，均无曾任高阳太守的纪录。
⑧ 见本文所述“撰期”一节。
⑨ 见原书《自序》。
⑩ 见原书《自序》。 ．
⑾ 见原书《种谷篇》自注。
⑿ 贾思同卒于兴和二年(公元540)，刘仁之卒于武定二年(公元544)。各见《魏书》本传。
德的修养都较优于仁之，就他当时的地位看，当不会如此相称。(6)思同早岁为元勰属官，历时仅甚暂，且元勰早已于永平元年(公元508)为宣武帝杀害①，果思同真的原名思勰的话，似也没有长期“把名字改换”的必要。退一步说：他真的改换名字了，何以原书还题思勰而不题思同?又当时魏收撰《魏书》时，距思同时代极近，何以在思同传里，绝不提及改换名字的事?甚至连见于著录的贾思同碑文②，也未见提及这事。——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贾思勰并不会是“即贾思同”，他们彼此是两人，思勰年辈较后于思同，当《齐民要术》成书时，思同已不及见了。
次述注者：
《齐民要术》内容，除正文外，别有相当多的注文，双行细字夹厕正文中。这些注文，包括不少来自劳动人民的经验和谚语，其重要性不亚于正文。但注者为谁?则言人人殊。有认为非自作①，又有认为似是自作④，又有认为当是宋孙氏作⑤，莫衷一是。当然，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⑥计，这是应该分别清楚的。
今按：这些注文中：个人初步体会，认为可分为四“类型”：(1)一类型是属于训诂性质，专释音义的。其中：或释字音，或释字义。前者主要是释正文的字音，如耕田篇中“*[罃+刂]字下注“乌更反”，“楱”字下注“俎候反”；种谷篇中“菩”字下注“音倍”“音勃”等。此外，也有释注文的字音的：如种谷篇注文中，“*[酓+鸟]字下注“乌含反”，“*[马+寽]”字下注“艮卧反”；荏蓼篇注文中，“菹”字下注“音粗”等。后者有些是释正文字义的，如卷端书名下引史记如淳注“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古今言平民也”；耕田篇中“*[禾+冀]”字下注“漫掩也”；水稻篇中“薅”字下注“拔草曰薅”；作酢篇中“酢”字下注“今醋也”等。另有些是随正文所引古书原文而附人的原注：如引《礼记》或《周礼》
则附郑玄注；引《孟子》则附赵岐注；引《吕氏春秋》则附高诱注；引《汉书》则附颜师古注等。(2)一类型是属于校仇性质，专校勘文字的
(四)履历：根据原书署衔和历代簿录著录，撰者曾官“太守”，是无疑的。但究任何郡太守?其说法不一：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原书崇文院本以次各种版本所题，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殆是缮写或刊刻偶讹所致；应以“高阳太守”为是。高阳，当是《魏书．地形志》中瀛州所领的郡，该郡领县九，在今河北境，根据撰者在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③)。可能就是从山西东行莅任高阳太守。因为高阳郡系位于其地附近。又按：撰者除曾任高阳太守外，行迹所历似甚广，单从书中所述，已可知除其原籍山东境外，曾到过今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④，东部的辽⑤，中部的并⑥，北部的代⑦；又到过今河北境的“井陉以东”⑧等地。山西，是后魏发祥地，也是当时政治重心之一，可能撰者宦游其地颇久。但曾任何职，却不可考了。又根据上文论证，撰者与贵为帝师的贾思伯、思同兄弟⑨有同族关系，且曾官至太守，则其出身，当非一般的劳动人民。又从他的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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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人胡立初《<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有此说。
② 见原书自序。
③ 见原书第十九“种蒜”篇内自注。
④ 见上揭原书“种蒜”篇内自注。
⑤ 见原书第三十八“种粟”篇内自注。
⑥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⑦ 见上揭“种粟”篇内自注。
⑧ 见上揭“种蒜”篇内自注。
⑨ 《魏书．贾思伯传》：“又迁太常卿兼度支尚书，转正都官……为侍讲……人授肃宗《杜氏春秋》”。又附《思同传》：“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
内容看：后人都认为是“援据博奥”①、“奇字错见”②、“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③。而其书杂说篇，论述所谓“治书”方法④颇详晰、颇具体，可知他当是富有讲书修养的兼富有藏书经验的“望族”子弟。又按：撰者罢官后，当是回原籍家居，自厕于齐民，以农牧为业。根据其书杂说篇所述，“治生之道，不仕则农”⑤，又根据其书自序，所谓“验之行事”、“晓示家童”；又根据其书养羊篇中自言： “昔有羊二百口”等纪录，已足证明。且其书内容，除部分辑自古书外，不少是原始纪录，且不少是实践心得，非有实际经验的不能下笔。这也是撰者曾业农牧的一证。
这里还得提及：最近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因为他做过彭城王元勰的属官，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名字改换了”⑥。这一说，只属推测，是否可信?值得商讨：(1)据《魏书》及《北史》所述，思同自幼便雅好经史，专精《杜氏春秋》。任讲官时，也讲授《杜氏春秋》。到晚年还跟卫冀隆为《杜氏春秋》辩论是非，积稿至十卷，未竟而卒。且生乎极少接触农事。从学风上和经验上看，似都不会撰述像《齐民要术》这一类型的书。(2)据思勰原书所述，知系作于游宦后，家居度田园生活时，通过“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才写成此书，借以“晓示家童”。但思同则自少“释褐”、仕途腾达，久任中枢要职，直至卒于官，从未获享田园生活机会。(3)思勰曾任高阳太守，所撰书也如是署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任的或最高一任的官衔。但思同则自“释褐”后，由彭城王国侍郎、尚书考功郎、青州别驾，累迁荥阳太守、襄州刺史，晋封男爵、黄门侍郎、侍讲、尚书、侍中等官，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曰文献；其最后的或最高的官衔不是高阳太守，且从未任过高阳太守①。(4)思勰成书，约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间或稍后⑧；但思同却在武定二年的前四年即兴和二年(公元540)便死去了；且其晚年官阶相当高、责任相当重、国家又处于多事之秋，甚至连他的专门所学，即《杜氏春秋》辩论稿也未完成；更不会有余暇“丁宁周至”⑨完成这一部“卷首皆有目录”⑩的且冠有长篇自序的农书。(5)思勰称刘仁之为“老成懿德”⑾，似较仁之为后辈；而思同则较仁之先卒⑿，年龄可能大于仁之，官爵也大于仁之，学术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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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近人胡立初考证：《齐民要术》引用各书，计经部30种，史部65种，子部41种，集部19种，合四部共155种。此外无书名可考的尚不下数十种。
② 见《文献通考．经籍考》所引李巽岩《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③ 见明胡震亨津逮秘书本《齐民要术．跋》。
④ 原书标题为“染潢及治书法”和“雌黄治书法”所述包括染书、用书、修补书、藏书、曝书等方法(当时的书系卷子本)。
⑤ 见原书卷端《杂说》。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颇欣赏他这一句话《四库提要》因这一篇的《杂说》与原书第三十篇《杂说》重出，疑为后人窜人。按可能是后人偶错乱其编次致析而为二。
⑥ 见近人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1957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版)。据该书作者函告。谓此系近人栾调甫说。但其说尚未见有专论发表。
⑦ 《魏书》及《北史》本传，述贾思同历任官衔颇详，均无曾任高阳太守的纪录。
⑧ 见本文所述“撰期”一节。
⑨ 见原书《自序》。
⑩ 见原书《自序》。 ．
⑾ 见原书《种谷篇》自注。
⑿ 贾思同卒于兴和二年(公元540)，刘仁之卒于武定二年(公元544)。各见《魏书》本传。
德的修养都较优于仁之，就他当时的地位看，当不会如此相称。(6)思同早岁为元勰属官，历时仅甚暂，且元勰早已于永平元年(公元508)为宣武帝杀害①，果思同真的原名思勰的话，似也没有长期“把名字改换”的必要。退一步说：他真的改换名字了，何以原书还题思勰而不题思同?又当时魏收撰《魏书》时，距思同时代极近，何以在思同传里，绝不提及改换名字的事?甚至连见于著录的贾思同碑文②，也未见提及这事。——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贾思勰并不会是“即贾思同”，他们彼此是两人，思勰年辈较后于思同，当《齐民要术》成书时，思同已不及见了。
次述注者：
《齐民要术》内容，除正文外，别有相当多的注文，双行细字夹厕正文中。这些注文，包括不少来自劳动人民的经验和谚语，其重要性不亚于正文。但注者为谁?则言人人殊。有认为非自作①，又有认为似是自作④，又有认为当是宋孙氏作⑤，莫衷一是。当然，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⑥计，这是应该分别清楚的。
今按：这些注文中：个人初步体会，认为可分为四“类型”：(1)一类型是属于训诂性质，专释音义的。其中：或释字音，或释字义。前者主要是释正文的字音，如耕田篇中“*[罃+刂]字下注“乌更反”，“楱”字下注“俎候反”；种谷篇中“菩”字下注“音倍”“音勃”等。此外，也有释注文的字音的：如种谷篇注文中，“*[酓+鸟]字下注“乌含反”，“*[马+寽]”字下注“艮卧反”；荏蓼篇注文中，“菹”字下注“音粗”等。后者有些是释正文字义的，如卷端书名下引史记如淳注“齐无贵贱。故谓之齐民者，古今言平民也”；耕田篇中“*[禾+冀]”字下注“漫掩也”；水稻篇中“薅”字下注“拔草曰薅”；作酢篇中“酢”字下注“今醋也”等。另有些是随正文所引古书原文而附人的原注：如引《礼记》或《周礼》
则附郑玄注；引《孟子》则附赵岐注；引《吕氏春秋》则附高诱注；引《汉书》则附颜师古注等。(2)一类型是属于校仇性质，专校勘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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