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考古里头。使演进论成为新知识力的那些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也同样使人类学成为演进论的附属物。演进论于是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结构。自1871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后，19世纪人类学的历史，便是应用演进论以讨论人类的过去；应用时必牵连及于19世纪的‘价值’（译者林惠祥按：似指文化），而这种价值常指维多利亚时代的。换言之，那时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人类，不是要寻究他们是怎样的，而是要证明它们所推想的原始人类应有的状态。他们不自觉其错用了演讲论，以为19世纪文明的‘价值’既然超过其他‘价值’而生存，自然是道德上进步的最高点。于是他们便要在原始生活中寻出最低等的行为来。他们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的理智，高置于原始人类之上。在这里，是整个心理都在这样活动着，不止是科学上的一种错误。这种心理，是由于19世纪巨大的物质进步和将要完成的新意识的武器所养成的。这种心理，使那时的人类学家不能如其真相地运用事实和解释它。他们的研究原始人类象猜谜一样，多方改变事实，以求解决他们急于要寻出普遍的演进定律以解释人类怎样由粗陋的原始时代进到精美的19世纪文明。这些人类演进派的人类学家受了摩尔根的影响，便断定社会曾经过几个一定的阶段，自低等进到高等，而时代的文明矗立于其顶点”[77]。
 
　　中国考古人类学一代宗师李济说：“过去民族学的发展，至少在材料搜集这一方面说，完全是研究者对于一个文化不同的民族进行的工作。说得更具体一点，是欧罗巴人对于非欧罗巴人的观察、分析及解释。在向这个方向的推动中，民族学家遵守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就是一切民族学的观察，都是从上望下看的……我们应认清楚的就是：用这种态度看他的对象，当然那对象的形态、光线、色彩，也只能限于这个角度所表现的了”[78]。另一位考古学、人类学著名学者张光直认为：“这两项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程序与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的古代文明的起源相似，但是与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所定的规律不相符合——清楚地指出中国古史对社会科学一般原理的制订上面可以做重大贡献的方向。换句话说，它使我们觉察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实，即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虑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之上制订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现在社会科学里面已有的那么多原理原则，如果其中有的不能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的话，我们再不能说这是中国历史有特殊性、有例外性的了”[79]。在研究中国史前社会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常被国内学者引用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具有经典性意义，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实际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印第安人等土著部落和文化分析的结果，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补充和论述了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化历程，因此它也是带有“西方”色彩的一个东西，用于中国的史前研究，仍然需要检验和“考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童恩正先生在论及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经历“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之划分时说：“从全面的眼光来看，这种分期法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创造，它是西方学术界历史观长期发展的结果。正因为这种三段分期法的形成源远流长，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带上强烈的时代烙印，这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时代的名称所反映的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论上”。他指出蒙昧（savagery）在人类学上实际应译为“兽性”，17世纪以来西方人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将新发现的美洲、非洲、亚洲的土著民族都视为半人或兽性未除的“人”及灵性最高的“兽”。“直到1735年，生物学家林尼斯（Carl Linnaeus）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仍将人分为两类，即人类（Homo sapiens）和畸人类（Homo monstrosus），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中国人均属畸人类”。这种认识显然是荒谬的，因此童先生说：“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将savagery先译‘蒙昧’，后译‘野蛮’，虽说不错，但却不能全面地反映原意”[80]。童先生的话不必振聋发聩，但足以发人深省。
 
　　2、关于科学文化的缺失
 
　　林惠祥先生将文化人类学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1）物质文化，在原始生活中最为重要，故立为一篇，一一讨论各种古代的发明及其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2）人对物既发生物质文化，人对人也发生了社会组织；人与人的组织使人类更能对付物质环境，故社会组织也宜成为一篇。3）由原始人观之，物与人都是有形的，此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超自然、超人类的势力，为他们所不得不对付，由此便发生宗教，故宗教也为一重要部门。4）生活余暇，原始人也发挥其审美性而生出艺术来，故艺术也宜成为一篇。5）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无传达意见的方法，于是便有了语言。保留语言的方法便成为文字，故语言与文字也应有一个地位，以上五个部分似乎适可以包容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材料”[81]。据此可知，文化人类学中是没有“科学文化”这一项目或内容的。
 
　　在林惠祥先生的著述中，还有一种关于人类学的分科，认为“人类学分科的自然趋势是倾于二分的，即体质与文化二科；此外的科目都可归入这二科里面：如语言学、宗教学、工艺学之关于起源的一部分，应当划入文化人类学内；民族学和神话学，全部属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是人类学以外的科学，但原始社会组织与原人心理的研究，也属于文化人类学内。至于史前考古学中，关于人类遗骸的研究可以归入体质人类学；关于原始遗器的考究，可以归入文化人类学；民族志中关于记载各民族的肤色、体格、鼻、眼、毛发等事的，可以并入体质人类学；关于叙述各民族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的，可以附属于文化人类学”[82]。其中仍然没有涉及“科学文化”这一项目或内容，而且将史前考古中“关于原始遗器的研究”归入文化人类学，似乎也不妥当：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来自于现当代仍然生活、生存于地球上的土著部落、居民或边缘族群，史前考古发掘出的物质遗存与此并不是一回事，将其归入文化人类学，显然是想当然地在二者之间添加了等号了，以为过去的、消逝的事物必然相当于或落后于现今世界仍然落后的事物。
 
　　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文化”主要是指古代文明中的天文历法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恩格斯曾经指出：“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自然辩证法》）。由于天文观测、对年月日时周期的分辨和把握以及历法的编制，导致数学的产生及发展，而数学是整个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基础。由于天文观测，导致对天象的崇拜，对日月星辰的认识，由此产生宗教、宇宙观以及天文地理的知识；由于对天文观测以及历法权的垄断性掌握，祭天礼神的特权化，由此产生和强化了政治意识，进一步便是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