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状态。古代文明中天文历法的发达直接与成熟的种植农业相关，如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和古代玛雅文明等。这些有文字、铜器、城池、巨型建筑、天文历法的古代文明，无不是与相对成熟的种植农业紧密相关；相反，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的那些印第安人土著、澳洲和大洋洲土著，一般都没有文字、铜器、城池、巨大的祭祀中心、发达的天文历法，同时也没有成熟的种植农业。最可注意的是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如玛雅文明）与摩尔根等人所考察的近现代印第安人土著之间的区别：前者年代远早于后者，但文明程度，其“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远高于后者。故年代久远的文化，过去的、消逝的事物并不必然相当于或落后于现今世界中处于“落后状态”的文化或事物，而据后者产生的文化人类学用于推测和研究前者自当十分小心！
 
　　由于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考察和研究的那些土著一般都没有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文化”，所以文化人类中没有这一项目和内容（或者相关内容和材料极少，其成就和水平远不能和前述那些古代文明相当）。由于文化人类学中没有“科学文化”这一项目和内容，我们将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的史前研究时，自然容易忽略乃至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中也没有这一项目和内容，于是只能将文化人类学中的图腾、巫术、神灵、崇拜以及其他语汇、概念用来同中国的史前文化相比附和匹配。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视角去考察埃及金字塔，则埃及金字塔只能被视为外星人或神灵、鬼魂的作品。
 
　　3、关于时空差距
 
　　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观念主要来自于美洲印第安人土著、澳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它们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约距今10000年至4000年）在时间、空间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的古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苏美尔、巴比伦、米诺斯等文明相比，也是如此），如果不是人为地在其间划上等号，那么二者本来就各是一回事。虽然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某一民族中、某一地域范围内都有可能存在传承几千年不变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原始民族也会有文化上或多或少的共通性因素，但这两个“可能”始终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和“一定”。所以那些身兼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二职，既熟悉中国考古、中国传统又熟知文化人类学的知名学者恰恰对将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观念用于解释和理解中国文化和考古材料非常谨慎，如林惠祥、冯汉骥、李济、张光直等。
 
　　林惠祥先生认为：“蛮族的文化，虽不能全部当做文明民族所曾经的阶段，但总不能不说是比较的简单，富于原始性，比较文明民族的文化易于找出人类文化的原始状态。人类学家很可以将各种蛮族文化的原素综合出一个大概；这些综括出来的通则须有伸缩性，能够容纳不很重大的例外。这些通则或原理，虽不可以武断一切，但也有相当的价值，可用以为研究人类初期文化的参考，并试为相当的说明”[83]。李济先生也肯定“根据古器物学的资料，再加上民族学所描写现代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就可以把不能想象的、难以复原的古代风俗习惯，得到他们反射出来的若干比较可靠的影子”，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这批资料的运用，也有它的限制；若是运用得超乎于比较参考范围过远，就可能引出很站不住的，甚至于荒谬可笑的议论。因为这些资料具有丰富的刺激性，容易引起史学家的幻想；它们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好些上古史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遮蔽史学研究的正常途径”[84]。他曾讲过一个来自民间的关于“洋苍蝇”的故事，1924年的夏天，有美国人在西安举办了一个扑灭苍蝇的运动大会。为了表现苍蝇的可厌可怕，宣传画中的苍蝇大多数都放大在十倍以上。但是那时西安四郊的乡下人看了这宣传画，大半都如此说：“怪不得外国人怕苍蝇怕得厉害咧，原来洋苍蝇比我们中国苍蝇要大十几倍！”李济先生说：“乡下人就他眼见的事实，加上一个解释，就上帝赋予人类一切智慧的水平标准判断，可以说是一个最有理性的解释”，乡下人并没有错。他认为知道事实真相的人（识字的人、到过美国的人、研究苍蝇的专家等）在世界上“决不占很多数目”，相反他相信世界上的人“相信洋苍蝇之说的人要占多数”。然后他问道：“民族学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所积聚的材料真可汗牛充栋了。但这些材料，有多少不是我适才所说洋苍蝇一类的记录？”[85]。
 
　　冯汉骥先生在1940年代不仅明确否定了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而且亲至汶川县石纽乡所谓“大禹出生地”刳儿坪考察，从多方面论证和分析，证明所谓“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谯周《蜀本纪》）等有关记载和传说均非史实而为古人附会和后起之传说。尤其可鉴的是，先生经亲自考察、深入探究，发现用以证明“禹出西羌”、“禹生石纽”的所谓羌人善治水掘井的传说实为“洋苍蝇”一类材料。他明确指出：“纵然说禹与羌有关系的话，亦不过指与中原附近之羌人而言，不必远到四川边徼来找关系了”[86]。六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冯汉骥先生的认识已得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证实：今人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殆无疑议，则夏初或先夏文化必在河南境内，鲧、禹不可能生于四川。遗憾的是，今日尚有不少专家学者全不顾考古材料和事实，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遗迹去论证禹生于四川刳儿坪、然后到中原干成了一番大事业之类，好象朱德跟刘伯承一样。
 
　　张光直先生认为：“民族学的模式，并不是什么理论，只是一些比较研究的蓝图，供我们研究史料的参考而已”[87]。他说：“要使用人类学的材料，必须先把它在现代民族的社会里的角色了解清楚，换言之，要对它做一番功能性系统性的研究，这样才能把它跟古代社会里的各方面契合（articulate）起来。把所解释的对象与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广泛地联系起来，解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他批评“国内的很多研究是作一个陈述，即make a statement。就是说A就是B，而缺乏进一步的证明。作一个陈述容易，比如说某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某个社会是母系社会等，但这还不够，还要做进一步的证明，有把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文化社会的接触都找出来，接触点越多，就越令人信服”[88]。他认为“在考古学上要使用民族学的资料和原理，必须非常谨慎……民族学中的原理，通常是有限的适用性，绝不能把它做教条用”。即使如张先生这样的严谨，民族学材料的使用，也还可能会误导研究者和旁观者。张先生举了一个例子，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最好的例子，是汪宁生先生对八卦和骨卜的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里有用竹签占卜的，他们占卜的方式，可以解释八卦的形状……”[89]。汪宁生先生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八卦来源，认为八卦的创制纯粹是为了占卜，阴阳两爻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用来表示奇数和偶数的符号，八卦则是三个奇偶数的排列和组合[90]。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仅经不起考古材料（新时器时代）的检验，而且在学理上也站不住脚[91]，它所使用的民族学材料只是说明了起卦的过程，而不证明八卦的起源。
 
　　文化人类学用于研究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西亚这些代表人类古代社会和文化主流的文明、文化会存在问题（或较多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人类学从内涵到外延、所拥有的观念、所依据的材料，都与这些“主流”无关（以前的学者认为它们是相关的，那只是一厢情愿，只是一种“认为”，因为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人、原始文化的认识和观念，完全不是来自于对这些“主流”的古代文明之研究）。虽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所考察、研究之美洲印第安人土著与古代印第安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