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中国，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1]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2]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3]到王莽代汉是政变形式，很不符合当时一般人的改朝换代观念，用五行相克理论难以说通。为了解决合法性危机，刘向父子替他创立了建立了实用于和平演变的五德相生新秩序，即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终始轮流：“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始受木德，终而复始，自黄帝以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德火。”[4]。按李汉三的排列，新的五德相生秩序如下：
包羲氏木德——神农氏火德——黄帝土德——少暤金德——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火德——舜土德——禹金德——商汤水德——周文王木德——汉高祖火德——新莽土德。[5]
这个排列法既保留了邹衍体系中黄帝土德的原始起点，又将秦朝排斥在外，还剥夺了汉朝的土徳资格，将其授予新莽政权，以示新莽与黄帝帝德相同的巧合，可谓天衣无缝，不能不说是很天才的推演法。刘氏父子的新体系不但解决了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问题，其中涉及的天命符瑞还为王莽受汉帝禅让找到了理论依据，为后代的改朝换代辟出一条新路。首先承认和使用这个理论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他为了解决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声称再受汉朝的火德，遂有中兴之说。[6]刘氏父子推演帝德的方法，一劳永逸地为所有人解决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最佳的框架，还为残酷的政权交替披上了一层和平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王莽的篡权臭名昭著，但五行帝德推演却一直沿袭后代的根本原因。 胡人入主中原，王莽的五行帝德推演中的符瑞图谶也是解决胡人合法性危机的最佳办法。寻求符瑞的实质是将君权的授予权交给天和神。既然是天和神来决定的事，就应该天命面前人人平等。同姓异姓之界限可以泯灭，胡族与汉族的界限也可以泯灭。此方法的具体使用，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并无创新。但是，由于牵涉胡人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其内涵不同于此前的所有改朝换代。虽然没有太多有关的理论资料留下来，其特殊含义却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尤其是当时胡族集团很多，政权更迭很频繁，地理区域又很分散，定帝德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之争，其实是当时各种正统观念以及如何确定胡人地位的大交锋，意义非同小可。从各朝如何排列五行帝德次序去透视各种观念差别和思想冲突，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十六国时期称王建国的朝廷众多，但真正称帝的却并不多，定五帝德的也就很有限。以下将对所有称过帝的胡族王朝进行逐个分析。
刘汉：刘汉是第一个在华夏神州建立的胡人政权，在合法性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据《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记载：
刘宣等人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恚。（中略）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7]
可见刘元海起兵之初利用的是胡人对西晋的仇恨，为了笼络胡人，不可以承认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何况当时西晋未亡，从法理上也不可能取其帝德而代之。但是，汉人自古以来正统观念就很强烈，汉魏以后更有一套新的正统理论和实践。如果不将自己纳入华夏正统，又很难笼络人口众多而且对胡人抱有很深偏见的汉人。要解决此两难问题，必须说服胡汉民众，刘氏既反晋，又要尊崇汉人的正统。于是他们想出了恢复汉祚的变通办法：
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8]
这是借匈奴单于与王昭君的婚姻，与汉朝攀亲戚，以达到解决合法性危机的目的。这样一来，就类似光武中兴，再受火德。这种做法是不是奏效，难以判定，但总不失为一种解决难题的办法。不过，刘元海却从未象光武帝那样，正式宣布再受火德，可以理解为受汉祚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非真的那么崇尚汉朝。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是为消灭西晋以后正式取代其帝德，预留缓冲的空间。以汉家外甥的身份继承汉朝正统，还加上“兄终弟继”的匈奴传位理论，在当时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实在是没有说服力，十分笨拙的办法，不可能是刘汉政权统治者的真心所愿。据《晋书 .刘元海载记》记载，刘元海是儒化程度很高的胡人：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颂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9]
受过如此良好的儒学教育，不会不了解新莽以来推演帝德之重要性，也不能不明白以外甥身份继承汉祚的滑稽可笑。306年，刘元海将首都迁到平阳后，有人从汾河里发现一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10]本来王莽时代的遗物，对于以汉名国的刘氏没有直接用处，但因为王莽是异姓篡位，对于异族刘氏建立政权颇有象征意义和借鉴意义，所以刘元海十分重视，大有想要做点什么的意向。只是，他到死也没有如愿以偿。
前赵：刘曜迁都长安以后，西晋政权已经推翻，皇帝成了阶下囚，取而代之便顺理成章。于是改国号为赵，“以水承金行，国号为赵。牺牲尚黑，旗帜尚玄。”[11]此次改国号，定五行秩序，正式进入中国的法统五帝德系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也许人们早就对五德终始这种骗人的把戏见惯不惊，但是，此把戏用在胡人身上，却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虽然也没有详细的资料说明为什么以水承金行，是谁的主意，但如前所述，刘氏君臣都深知，作为胡人的刘氏用外甥的名义去继承汉朝正统，不伦不类，很不合华夏制度。等到时机成熟，就该理顺统序。西晋灭亡，就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时机。古来改朝换代都是异姓崛起，如今将异姓换作异族，逻辑上也说得通，而且正是得了王莽改朝换代新理论的真传。还有一层意思，如果北方政权不去继承西晋的帝德，北方人的国家认同就会发生混乱。当时的北方人，无论胡汉都已经作了三十多年的西晋臣民。突然间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消失，要西晋臣民回去作汉朝的臣民，对他们的心理骚扰一点也不比在军事上征服他们更轻。如果继承西晋，则是正常的改朝换代，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还存在。虽然西晋臣民也很痛苦，还是有先例可寻。另外，当时南方还有东晋政权继续着晋朝的五行帝德。如果北方政权不取代西晋而受天命，东晋就是南北汉人共同向往的正朔所在，没有受正统天命的胡人政权很难为汉人所接纳。取代西晋五行帝德，则是正式否定东晋的合法性，使东晋政权边缘化。对于一直生活在天朝帝国中心区域的北方人来说，这一招很起作用，因为它利用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来汇聚民心。北方再是胡人统治，也还是祖先留下的华夏神州，只要保持华夏正统不坠，北方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作华夏帝国的臣民。谁来统治，倒在其次了。当时想出这一主意的人，很可能是刘曜的三公，太傅朱纪，太尉范隆，太保呼延晏等。但不论是谁，都可谓“为帝王师”的天才。他们为胡人所解决的合法性危机，丝毫不逊色于王莽的“国师”刘歆。
在另一面，承认并协助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对士大夫来说，也是一次民族感情的危机。虽然没有资料记录他们的内心冲突，但一定不会是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