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应英国出版社RoutledgeCurzon的邀请，我在我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发表的文章里，挑选出一部分，准备出版一部论文集。这是一次很奇妙的经验。首先，我重新阅读我某些尘封已久的文章，他们提醒我在治学的历程中，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身处过什么地方，如今回想起来，有些文章让我感到快慰，有些却不然。其次，这次经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我自己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找出一些一开始便存在的主题，也找到一些在半路中途才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次选辑的工作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什么转变，同时也明白自己始终保持不变的想法是什么。 
 
　　本文是这部选集的导言。尽管我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因此也无可避免地探讨着中国与西方的互动（或者是中国与一个备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的互动），但我始终坚持的，是我探究中国内部的决心。也就是说，我始终认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简言之，我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我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便是体现这种想法一个早期的尝试。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开宗明义地说，我不会走过去研究中国传教团的路子。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传教团的历史，而非中国的历史"。随着二次大战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西方中心观的缺失越觉明显，人们开始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的导师费正清(John K.Fairbank)是倡导这种方法的先锋之一--也就是说，应该"更注意理解和评价基督传教团在中国历史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 
 
　　自从踏出这一步后，我日后的路子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的最后一章里，我预告了我下一步的计划：用批判的眼光检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研究取向（这也是和费正清关系密切的）。这种研究取向对美国在战后一二十年间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有重大的影响。我这样写道： 
 
　　当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生，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了从另一个方向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结果是他们不知不觉地被转化成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 
 
　　换句话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研究取向简单地假设十九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东的。 
 
　　几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仔细地、有系统地检视"冲击--回应"论，企图找出这种研究取向背后的前提。除了刚才所说的中西交流是从西到东的单向流动的假设外，我还指出这种研究取向的其他问题。首先是"每论及’西方冲击’时，人们总会忽略西方本身难以名状、矛盾重重的本质"。我的另一位老师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也强有力地批判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大抵都明白自己对"非西方"社会的认识非常肤浅，但他们却把西方视为十分熟悉的老家。史华兹提出警告说：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回现代的西方，便会发现，那幅看起来好像很清晰的西方图像突然消失了。我们醒觉到，即使十九和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对于应该如何掌握现代西方的发展的内涵，意见也极为分歧……我们毫无疑问对西方"认识"得比较多（多于我们对非西方社会的认识），但西方到底是怎样，仍然是充满疑问的。 
 
　　更有甚者，即使是所谓"现代的西方"，也是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常的。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面对的西方和十九世纪末深远影响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的那个西方，都同属于一个"现代的西方"，但两个"西方"的差异相当大，这种差异常常被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忽略。 
 
　　"冲击--回应"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尚有与西方冲击无关或关系甚少的其他方面。这种研究取向往往毫不怀疑地假设这段与西方有关的中国历史，是基于中国要回应西方冲击的结果，而事实上，这些回应（无论受到多少西方的影响）常常是针对内部的动力而作出的。最后，大抵由于"冲击--回应"论强调"有意识的回应"，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倾向于注意知识、文化和心理的历史解释，而忽略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虽然，相较于早期完全忽略中国人的想法和行动的研究取向，"冲击--回应"论已大有进步，但它所刻画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一幅不完整的、不必要地不平衡和扭曲的图像。 


 
　　"冲击--回应"论也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就是将中国在十九世纪发生的变迁，全部都和西方冲击拉上关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或多或少地构成了50和60年代欧美学者的研究眼光，当他们审视最近几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时，便否定了有意义的内在变迁的可能性。虽然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更全面地检视这种研究取向，但我很清楚，我在70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标志着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动力的方向发展。王韬终其一生，就是要跟于变革有关的复杂的问题战斗，在了解王韬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一书分为四部分，在每部分的前奏中，我讨论到几个与王韬有关的变革问题：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世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分别、以内部的观点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对立、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等。我后来也发现自己在讨论这些课题时，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过分强调西方影响的重要性，并以之为量度晚清变革的重要的基准--虽然我对"冲击--回应"论也开始提出疑问。这种残留下来的影响，特别是他们与王韬一书的最后一部分的关系，我已经在1994年出版的中译本中讨论到了。 
 
　　我对于西方中心观的不满，在我有关王韬的研究中已经有所预示，到了70年代末，我开始全面批判这种研究观点对战后美国学术的影响。结果是我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书，开首三章就分别探讨了三种观念架构所表现的西方中心观的偏见，即"冲击--回应"的研究取向、现代化（或"传统--现代"的研究取向），还有帝国主义（或更贴切的说法是"帝国主义--革命"）的研究取向。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对美国学界提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与其说这是一种单一的、有清楚定义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特色的集合--我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red）。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约在1970年左右出现，我认为，它为了纠正西方中心的偏见，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已译成中文并多次再版，我就不打算详述其内容了。不过，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近几年来因为最新的学术发展而出现的问题--即"中国中心观"潜在的局限。 
 
　　"中国中心观"最核心的特征在于，采取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对于把非中国的理论启发和方法策略应用到中国现实的做法，也不会排斥，甚至会十分支持--只要这些理论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