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受害者。在发生战争、天灾或瘟疫的时候，集体中毒的谣言，是对这类危机一个最恰当的象征性反应，因为它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害。 
 
　　其他社会的例子也证明了我这个假设：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和在中世纪黑死病爆发（1348年）时的犹太人，都被指在水井下毒或遭到其他类似的指控；1832年巴黎爆发流行性霍乱时，有谣传说城市里的面包、蔬菜、牛奶和食水被撒了毒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交战国都流传着敌方特务在食水里下毒的谣传；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烈火蔓延，在不足几小时内，便有谣言说朝鲜裔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纵火、策划叛变和在水井下毒；抗日战争前夕，1937年的报纸也有指控汉奸在上海的食水里下毒的报道；60年代期间，在尼日利亚的内部冲突中，比夫拉也充斥着集体下毒的谣言。 
 
　　在许多这些例子里，谣言都以外人（或外人派遣的特务）为目标，他们往往被指控企图歼灭正在流传该谣言的社会，或至少被认为是有这种企图。这种情况和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十分类似。正如那些认为基督徒挑战中国神明的权威是导致1900年春夏之际华北发生旱灾的说法一样，那些指控外国人及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在华北的食水里下毒的谣言，也把外人刻划成剥夺中国人生存的基本需要的象征。在水井下毒的谣言，实际上体现了当时普通人首要的集体恐慌--对死亡的恐惧。 
 
　　2001年夏天，我曾以"让义和团变得人性化"为题演说。在该次以西方听众为主的演讲中，我这个题目显得不可思议和有点挑战的味道；我主要讨论的也是过份强调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问题。让我重申那次演讲的一些论点来总结本文。我的看法是，文化一方面是一面三棱镜，给我们折射出某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但另一方面，文化也有可能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变得疏远，从而把对方典型化、滑稽化和神话化。于在整个二十世纪里，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义和团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该次演讲中，花了更大的篇幅，企图在一个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的情景中，突出义和团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多于强调彼此的差别。我并不是要否认他们的文化特征（当然也不是把他们视为天使），我希望做到的，是把他们从一开始使萦绕着他们的扭曲和非人性化的形象中拯救出来。 


 
　　我深深相信，我这个观点不但适用于审视义和团，也适合用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在过去多个世纪里创造这个历史和经历这个历史的人，这是我在本文开始提到的我希望在自己的选集里达到的目的。在那部选集中，我挑选的文章涵盖了不同种类的题材，除了王韬、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有关的一般性讨论、义和团外，还包括民族主义、改革、民间宗教、历史分期的连续性等问题。尽管具体的主题不同，但我最终的希望却始终如一，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共同愿望--把中国历史从神秘的烟幕中拯救出来，从狭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释放出来，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