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二年蔡京再次改革茶法。这次改革仍是政府通过茶引管理榷茶，但茶引的发卖和勘验较崇宁四年茶法更为严密。因政府印造和发卖茶引时皆备有合同底簿，京师茶务及各州县合同场依据合同底簿勘验和回收茶引，故而一般又将政和二年茶法称为合同场法。

　　合同场法的茶引仍分长短两种。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长短引令太府寺以厚纸立式，印造书押，当职官置合同簿，注籍讫，每三百道并籍送都茶务（发卖）。”合同簿就是为了合同场勘验及商人售茶完毕后“对簿销落”茶引之用。都茶务是唯一的卖引机构，“专管供进末茶及应干茶事。”严禁私造茶引：“应茶引辄造者，依川钱引法，责钱三百贯，已成未行用，减等，其赏如之。”（注：以上俱见《宋会要》食货30之40。）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由“产茶地分委通判，无者委以次官，依样选人匠制造”，造好后“用火印熏记题号，降付市易税务收掌，随所贩茶，令客人收买盛茶。”笼篰大小有定制，“若制造不如法，杖八十，增损大小高下者杖一百”。“客人贩茶辄用私笼篰杖八十，若增损大小高下者，加二等，”（注：《宋会要》食货40之44。）对这两种物品制造和发卖权的独占是宋政府收取专卖税，达到专卖目的的最关键环节。

　　商人贩茶首先要“于茶务请长短二引。”（注：《宋会要》食货30之40。）政和二年对引价作了统一规定，使贩茶以引计而不再以斤计。商人请一草茶长引纳钱100贯，可贩茶1500斤，一末茶长引纳钱50贯文，贩茶1500斤，30贯文贩茶900斤，末茶短引纳钱20贯文，贩茶600斤。政和三年又印造了10贯小短引以利小商贩易：“诏令太府寺更印给一等十贯短引，许贩一百五十斤。”这是草茶短引，末草小引每10贯文贩300斤。（注：《宋会要》食货32之5。）茶商必须亲自到茶务请引，不能托人代办。亦不能将已请买到的茶引转借他人。但“大商带买（短引）前去产茶路分转卖与本路小客”是允许的，只须另办一个公凭，“所给公凭仍限半年缴纳。”（注：《宋会要》食货32之3。）茶引上指定买茶及卖茶之所，“长引许往他路，短引止于本路兴贩。”（注：《宋会要》食货30之40。）商人想到所指定地点以外的州县贩茶可以经所指州县，“陈状，于引上批凿某月日据某人陈乞翻改往某县买茶，当职官签书用印施行，并关都茶务及所改并指州县照会，仍不得过一次。”（注：《宋会要》食货32之2。）若私自于“非指定（州县）出卖者，依私茶法罪，告赏亦如之。”私自改动茶引内容者“徒一年，若添斤重日限，加二等，即失去者若水火盗贼，并随处经所属，自陈验实召保，赴茶场再请买，违者依私贩法。”（注：《宋会要》食货30之41至42。）

　　商人买到茶引后，可“不经由官司，许往赴茶园户处，私下任便交易。”为防止商人与园户交易时出现私茶，宋政府对园户置籍管理。各州县茶园户须“仰赴所属州县，投状立茶户，官为籍记，非投状充户人，不得与客人买卖。”（注：《宋会要》食货30之41。）置籍园户也不得与无引人交易。官府对园户每年的产茶数都事先统计，每年春茶出产时官吏“集人户以递年所出，具实数卖价，县申州，州验实，以前三年实值与今来价，县实封申户部，下茶务照会，若平价不实，虚指大估者，杖一百。”验茶官吏“受赃以盗论，赃轻徒一年，吏人、公人、牙人配千里。”茶园户报茶“不得以上等为中等，以次等为上等，余等亦如之，违者各杖一百。”（注：《宋会要》食货30之42。）园户卖茶与商人，须于商人茶引内“批凿的实色号、斤重、价钱。”“园户故不批引及客铺藏匿文引不令园户批凿”都要受罚。（注：《宋会要》食货32之18。）

　　商人从园户处买到茶后，用在官府购买的笼篰盛装。然后赴“所在州县市易税务点检封记”（注：《宋会要》食货40之44。）。点检就是秤重量，验色号。封记就是在“笼篰靥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客人姓名、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注：《宋会要》食货32之18。）笼篰题封以后，“用竹纸封印，当官牢实粘系，不得更容私拆，如擅拆封及擦改者，杖一百，许人告，赏钱三十贯。”（注：《宋会要》食货40之44。）“若遭风水瀹浸，乞开拆笼篰烘焙者，即今所至委验封验引官开拆，候烘讫，秤见斤重，别引封记批凿。”（注：《宋会要》食货32之11。）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点，当地官员再次“专一秤制，如无剩数，许先次出卖。”“若有剩数并行籍记，许请买引出卖，每纳100贯文许卖1500斤，不及，据数纽算给引。”（注：《宋会要》食货32之6。）

　　商人卖茶给消费者时也必须由买茶人逐次批填数目。不法商人常持“短引一两道于乡村巡门表卖，收藏文引，不令买人批凿，经官告首，每引动经一二百户。”（注：《宋会要》食货32之6。）针对于此，宣和七年再次重申：“客贩茶至住卖处，买人不验引收买及客人藏匿文引依已降指挥断罪。”（注：《宋会要》食货32之18。）

　　商人贩茶立有时限，茶叶售罄须缴回茶引。“长引不得过一年，短引一季。”所定日限“于引内批书，所至州县卖讫批凿，自赴茶务，或遣人缴引，务官对簿销落抹讫，申太府寺。”“客贩长引茶，至所指处，余限未满，愿入别州县住卖，经所属批引前去，卖讫缴引，如上法。”“客人引违限一日，笞一十，三日加一等，至徒一年止。若有故，听申所属展限讫报务，展不得过一季，即已展而违者，罪亦如之。”（注：《宋会要》食货30之41至42。）“如出违所给日限，其引更不行用，茶依私茶法。”没纳入官的茶再行“估价召人请引兴贩”，但“元立日限已满，不曾买到茶货，其引更不在行使之限。”（注：《宋会要》食货32之17。）

　　商人贩茶除引价外，与以前一样还要交纳商税：“客贩茶合纳税，并遵依旧法。”（注：《宋会要》食货30之43。）商人改换贩茶地点，“以远指近者仍认元指税钱”（注：《宋会要》食货32之4。），即按远程收税。

　　政和茶法对崇宁四年以引榷茶的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政和茶法下商人贩茶的过程是：商人→赴官府购买茶引笼篰→与园户购茶（园户批引）→赴官场验引称制题封→住卖地官府按引查验→市场销售（买茶人批引）→茶引笼篰缴官对簿销毁。茶引成为政府束缚和控制商人的绳索，也是政府获取专卖利益的总纲。商人贩茶的全过程都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收取的引价即是商税以外的特殊专卖税，所以政和茶法间接专卖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三）蔡京茶法的特点

　　蔡京三次变革茶法的显著特点，是由官府垄断收购的专卖制向以引榷茶制度转变。崇宁元年的茶法是官府置场收购茶叶，独占茶叶的收购和批发环节，然后卖给商人销售；崇宁四年和政和二年茶法都是废罢官场，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官府通过茶引的印卖勘验，对商人贩茶的全过程实行严密控制，达到专卖目的，获取专卖收入。

　　第二个特点是茶利的高度集中。财政集权是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蔡京茶法也体现了这一点。首先，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逐步集中于中央。崇宁元年茶引由各地茶场发卖，崇宁四年则京师和各地茶场均可发卖，政和二年完全收归太府寺和京师都茶务。其次，茶利由中央直接支配，不许地方支用截留。正如《玉海》卷181《乾德榷茶》所说：“（蔡京茶法）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

　　第三个特点是茶利显著增加。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注：《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其中茶利就是重要部分。王应麟也说：“崇宁以后（茶利）岁入至二百万缗，视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并习引法，置都茶场，岁收四百余万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