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宋时期，我国茶叶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愈来愈多的农户专门从事茶叶生产，规模大、需雇工经营或租佃经营的大茶园也出现了。这与当时商业资本的积累壮大并投资于茶叶、粮食、布帛等贸易密切相关，商业资本有助于茶园户完成茶叶再生产，即使在榷茶条件下，商业资本对茶叶生产仍起到了间接作用。但商业资本尝试向茶叶生产渗透的努力遇到了许多障碍，茶叶生产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受到了封建政府的抑制。

【关 键 词】唐宋/茶园户/榷茶/茶叶生产/商业资本


【正 文】

我国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但生产发展缓慢，茶业只是传统农业的附庸而已。进入唐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茶业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自唐代中叶以降，南方地区不仅大量农户兼营茶业，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户专门从事茶叶生产，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日益提高，规模较大，需雇工经营或租佃经营的大茶园也出现了。唐宋茶叶生产发展迅速，与当时商业资本的积累壮大并投资于茶叶、粮食、布帛等贸易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唐宋茶叶生产欣欣向荣，商业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在论述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深入剖析商业资本在茶叶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的艰难渗透情况，由此分析商业资本在传统社会中的特点及其局限性和我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艰难历程。

一、 唐宋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汉代，我国已有了茶叶生产，在四川地区还出现了茶叶贸易。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兴起了许多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基地。〔1 〕江南兴起尚茶风习。但这一时期我国商品经济衰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甚为微弱，即使偶有交换，也多为物物交易，商品交换中使用货币的情况较少，北方地区尤甚。北方广大地区尚无饮茶风气，北方茶叶市场尚未形成，阻碍了茶叶的商品化进程。因此，汉魏六朝的经济结构尚无力容纳茶叶生产的向前发展。

入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经济力量增强，为茶叶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隋代开通的大运河，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较为便利，南方饮茶之风北传，北方地区的人们开始喜欢饮茶啜茗，影响甚至及于塞外少数民族，他们也逐渐嗜茶。北方的茶叶市场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这就加速了茶叶商品化过程，南方农户开始大量种植茶树。由于茶叶是古代社会中重要的经济作物，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与种植稻麦的农户不同，他们是从事以出卖茶叶为目的的生产，而不仅仅是出售多余的产品。因此，这类农户已兼具商品生产者的功能了。

唐代中期以后，南方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量栽培茶树。因为茶树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农谚中有“一个茶芽七粒米”之说。并且茶树是多年生作物，生长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可以一次种植多次收获，只要采摘得当，其栽培经济年限可达五、六十年甚至更长，可获得长时间的经济效益，“千茶万桐，一世不穷”，对改变农民经济状况极为有利。南方地区多丘陵山地，农户可以在房前屋后、丘陵坡地广泛栽种。高山丘陵地带，不宜栽种稻麦，却是理想的茶叶产地。“高山多雾出名茶”、“平地有好花，高山有好茶”，由于高山丘陵之地云雾弥漫，自然条件好，所产茶叶质量优，价高利厚，因而南方丘陵山地广泛栽种茶树。文献中多有“茶山”出现，甚至诗人也把茶山作为抒情描述的对象。如李嘉ｙòｕ祐在《送陆士伦宰义兴》中云：“浅疏通野寺，绿茗盖春山”；〔2 〕杜牧在《题茶山》中赞美了宜兴的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3 〕郑谷则吟出了：“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4〕的诗句。唐宋诗文中取材茶山者甚多， 此不胪列。山区植茶，茶山相接，成为唐宋时期开发利用山区的独特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唐中叶以降，因商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频仍，均田制走向崩溃，租庸调制随之瓦解。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因宰相杨炎首倡在全国推行，规定了“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5〕的纳税原则， 据财产多少征收货币或以实物折纳。这一税制为宋政府所继承，以钱定税的原则得以延续。因此，随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变更，广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客观上为栽种茶树提供了方便。而两税法则加强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但是，“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以得之？”〔6 〕农民为了取得货币必须将自己的产品投放市场，而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便有茶叶。并且茶叶的价格远远高于粮食作物，从事茶叶生产比种稻植麦更有利可图。自唐代起，许多农户把用于粮食生产的部分资源转移到茶叶生产上，茶叶生产成为一部分农户的重要副业。于是，唐宋时期，南方地区出现了众多兼营茶业的农户。他们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兼种茶树制茶投放市场以完纳赋役，补贴家用，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唐代时，“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7〕， 即以茶叶生产作为副业。宋代兼营茶业的农户数量更多。范成大诗云：“背上儿眠上山去，采桑已闲当采茶”〔8〕，指的即是兼营茶业的农户。 另《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又有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9〕；太平兴国八年，宋政府因许多民间旧茶园荒废，特规定：“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10〕显然，交纳“折税茶”和“以茶代税”的农户与“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11〕的茶园户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兼营茶业的农户当无疑义。正因如此，宋政府不断调整赋税制度，以适应兼营茶业农户的生产实际，规定可以用茶叶折税。兼营茶叶生产的不仅有个体小农，也有部分地主。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庐山附近建有茶园；〔12〕唐人李翱曾记载地主王野人“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13〕是一个既有粮食生产又有蚕桑等生产同时兼营茶业的地主。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其茶叶产量不会很多，但积腋成裘，聚积起来的数量是很大的。

由唐至宋，茶叶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兼营茶叶生产的农户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方向迈进。迟至唐中叶，农业领域中已涌现出了一批茶叶生产专业户，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不断扩大，分布区域在不断扩展。唐代文献对此已多有记载。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奏文有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14〕，又唐人张途说祁门县一带“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15〕李商隐说泸州一带“作业多仰于茶茗，务本不同于秀麦”，〔16〕茶业已上升到本业地位。宋代，茶园户队伍不断壮大，茶区扩展到了平原田地，出现了茶树排挤水稻的现象，以四川地区最有代表性。史称“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17〕宋代植茶既可折税又能出售获利，因而南方农户植茶蔚然成风，争相仿效。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18〕太平兴国初年，张咏到该地任地方官，为避免以后受榷茶之弊，下令拔茶植桑，“民以为苦”。〔19〕其后官府榷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园户或失业或贫困不堪，独崇阳县以缣纳税，免遭其害，生活安定富足。因而崇阳之民，对张咏殊为感激。足见宋人对从事茶叶生产热情之高涨。“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亿赋税，下则荐活妻子，营生（又）［取］给，更绝他们”，〔20〕越来越多的农户以茶业为生。宋政府对发展茶叶生产也颇为重视。在淮南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府设置了十三个山场，成立了专门的茶叶经济区。“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21〕园户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