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茶叶生产与商业资本的关系(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灵活变通之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贸易。乾德年间，江南园户茶叶官府征购80％，剩余部分官府抽取10％税后，园户即可自由卖给商人〔77〕。真宗咸平二年，园户生产的粗滥之茶不再没官毁弃，允许园户转贸〔78〕。这都对园户的茶叶生产有利。
“商业网前所未有的发展，意味着农民有了大得多的选择余地来专门种植适合他田地的农作物”；〔79〕“商人在远方市场和地方性生产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纽带作用”。〔80〕唐宋时期的商业资本对于南方茶区的茶叶生产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三、 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的艰难渗透
“生产专业化的一个结果是生产增长，另一个结果是商品交换的增加”。〔81〕随着唐宋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茶叶经济实力增强，茶叶销售市场亦有了很大扩展。商业资本已不满足于仅在流通领域活动，而是尝试把触角伸向茶叶生产领域。
唐宋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渗透的常见形式是向园户预付货款。由于茶园户生产专业性强，对市场有强烈的依赖性，而自身经济力量薄弱，难免有缺乏资金的情况，影响茶叶生产的顺利进行。而此时如有商人愿预付货款，对茶园户的生产无疑有积极作用。蜀地茶叶自由贸易时期，即有商人预付园户货款的情况。“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82〕即指商人预付货款的情况。前引福建壑源茶叶贸易中亦存在预付货款的事例。商人通过提前付给园户货款的途径，控制了园户茶叶产品的支配权，拥有了较为稳定的茶货来源，有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利。因为商人预付货款，易于在茶叶价格上占有优势，而茶园户“单纯为履行他与商人的合同而生产时，他便失去了向商人提供产品时的平等地位”。〔83〕商人可以压低茶价，减少购茶成本。但预付货款对稳定茶园户的茶叶生产也有帮助。园户与商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而更加紧密，茶园经营规模大小，茶叶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茶园户自身利益，也与商人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商人由此开始关心茶叶生产，这较之商业资本只注重茶叶流通而漠视茶叶生产又前进了一步，从而使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
唐宋时高利贷资本也渗透到了茶叶生产中去。这一情况也出现在四川地区。吕陶曾指出蜀地茶园人户“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84〕高利贷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对茶叶生产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正如马克思所言：“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85〕。高利贷资本日益破坏茶园户再生产的条件，加速了茶园户之间的贫富分化。
北宋末年，尽管商业资本的发展受到了封建政府的遏制，商业资本仍努力尝试控制茶叶生产。宣和年间，荆湖南北路产茶州县有一些商人便尝试自己经营茶园，然后加工出售：“在城铺户居民，多在城外置买些地土，种植茶株，自造茶货，……或开张铺席，影带出卖”〔86〕商业资本尝试向产业资本转化，这对茶叶生产的控制较之预付货款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我们无从知道商业资本投资茶园的具体情况，不知道有多少资本用于茶叶生产，更难估计宋代全国有多少商人从事类似情况的茶叶生产经营，故对宋代茶商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分析评价不得不慎重些。何况在荆湖南北路刚出现这类生产经营的端倪，便受到了政府的强烈干预，迫使商业资本纳入了封建经济体系之中，为封建政府服务。
唐宋时期，商业资本绝大部分仍在流通领域活动。试图转化成产业资本，控制茶叶生产的商业资本微乎其微，甚至商业资本中预付货款的部分也为数不多。因为资本天性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对最大利润天生感兴趣，但如果认为资本对渗入生产领域同样具有天然的趋势，则可能是完全错误的。”〔87〕在传统社会中，商业一直是一个赢利丰厚的部门。司马迁早就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88〕在农、工、商三个部门的收益比较中，农业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商业资本聚积流通领域即不足为怪了。茶叶生产加工既属农业生产，又兼有手工业的特点，商业资本投资于茶叶生产存在一些不利于其自身增殖的一些因素。茶叶生产具有季节性、周期性，不利于商业资本及时运转；茶叶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可能给茶叶生产带来灭顶之灾，商业资本投资于茶叶生产的风险亦随之增大了，而投资于茶叶贸易则易于周转资金且风险较小，从而减弱了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的动力。
但商业资本未能大量向茶叶生产领域渗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封建政府的榷茶制度遏制了商业资本的正常运动，商业资本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北宋前期主要采用了民制官收商销茶叶间接专卖体制，政府千方百计控制茶园户，插手茶叶流通，在园户和商人之间横刀断流，居间取利，成为商业资本和茶叶生产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淮南十三山场，政府设官置吏，散给园户本钱，园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89〕江南、两浙、福建、荆湖等茶区同样到山场输租折税，剩余产品全部由官府收购。这与商人和园户的关系有本质区别，带有很浓的超经济强制色彩。商人除了从官府手中取茶贩运外，别无他途，否则非法走私便成为政府取缔和打击对象。商业资本沦为封建政府服务的工具，富商大贾成为封建国家的贸易伙伴。在封建政府“开阖利源，驰走商贾”〔90〕的榷茶政策之下，商业资本失去了向生产领域渗透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动力。北宋末年，蔡京推行卖引法，商业资本受到严重摧残。豪商巨富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在顷刻间被政府剥夺殆尽，化为乌有，有“朝为猗顿，夕至殍丐”〔91〕者。商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商业资本朝不保夕，遑论还有余力向生产领域渗透。
唐宋是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对此，中外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英国学者李约瑟以赞叹的口吻写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92〕；日本学者指出：“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93〕而茶业经济无疑是唐宋经济部门中最具有活力，最有生机，也最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前途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是唐宋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94〕。唐宋茶业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起了重大作用。贸易、交换“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95〕但在政府榷茶专卖制度之下，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却遇到了重重障碍，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的渗透十分艰难。“在一个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和一种货币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制度方面的不相容性”〔96〕，榷茶专卖制度与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斗争制约了茶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健康成长。但“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的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97〕，我国传统社会并非是停滞不前的，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变革因素在孕育、发展着，推动着传统社会走向进步。
注释：
〔1〕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
〔2〕《全唐诗》卷206李嘉ｙòｕ祐：《送陆士伦宰义兴》
〔3〕《全唐诗》卷522杜牧：《题茶山》
〔4〕《全唐诗》卷674郑谷：《峡中寓止三首》
〔5〕《旧唐书·杨炎传》。
〔6〕《白氏长庆集》卷63。
〔7〕《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
〔8〕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载《宋诗钞》（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P.1761
〔9〕〔8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以下简称《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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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网前所未有的发展，意味着农民有了大得多的选择余地来专门种植适合他田地的农作物”；〔79〕“商人在远方市场和地方性生产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纽带作用”。〔80〕唐宋时期的商业资本对于南方茶区的茶叶生产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三、 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的艰难渗透
“生产专业化的一个结果是生产增长，另一个结果是商品交换的增加”。〔81〕随着唐宋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茶叶经济实力增强，茶叶销售市场亦有了很大扩展。商业资本已不满足于仅在流通领域活动，而是尝试把触角伸向茶叶生产领域。
唐宋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渗透的常见形式是向园户预付货款。由于茶园户生产专业性强，对市场有强烈的依赖性，而自身经济力量薄弱，难免有缺乏资金的情况，影响茶叶生产的顺利进行。而此时如有商人愿预付货款，对茶园户的生产无疑有积极作用。蜀地茶叶自由贸易时期，即有商人预付园户货款的情况。“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82〕即指商人预付货款的情况。前引福建壑源茶叶贸易中亦存在预付货款的事例。商人通过提前付给园户货款的途径，控制了园户茶叶产品的支配权，拥有了较为稳定的茶货来源，有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利。因为商人预付货款，易于在茶叶价格上占有优势，而茶园户“单纯为履行他与商人的合同而生产时，他便失去了向商人提供产品时的平等地位”。〔83〕商人可以压低茶价，减少购茶成本。但预付货款对稳定茶园户的茶叶生产也有帮助。园户与商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而更加紧密，茶园经营规模大小，茶叶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茶园户自身利益，也与商人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商人由此开始关心茶叶生产，这较之商业资本只注重茶叶流通而漠视茶叶生产又前进了一步，从而使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
唐宋时高利贷资本也渗透到了茶叶生产中去。这一情况也出现在四川地区。吕陶曾指出蜀地茶园人户“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84〕高利贷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对茶叶生产起的作用十分复杂，正如马克思所言：“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85〕。高利贷资本日益破坏茶园户再生产的条件，加速了茶园户之间的贫富分化。
北宋末年，尽管商业资本的发展受到了封建政府的遏制，商业资本仍努力尝试控制茶叶生产。宣和年间，荆湖南北路产茶州县有一些商人便尝试自己经营茶园，然后加工出售：“在城铺户居民，多在城外置买些地土，种植茶株，自造茶货，……或开张铺席，影带出卖”〔86〕商业资本尝试向产业资本转化，这对茶叶生产的控制较之预付货款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由于我们无从知道商业资本投资茶园的具体情况，不知道有多少资本用于茶叶生产，更难估计宋代全国有多少商人从事类似情况的茶叶生产经营，故对宋代茶商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分析评价不得不慎重些。何况在荆湖南北路刚出现这类生产经营的端倪，便受到了政府的强烈干预，迫使商业资本纳入了封建经济体系之中，为封建政府服务。
唐宋时期，商业资本绝大部分仍在流通领域活动。试图转化成产业资本，控制茶叶生产的商业资本微乎其微，甚至商业资本中预付货款的部分也为数不多。因为资本天性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对最大利润天生感兴趣，但如果认为资本对渗入生产领域同样具有天然的趋势，则可能是完全错误的。”〔87〕在传统社会中，商业一直是一个赢利丰厚的部门。司马迁早就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88〕在农、工、商三个部门的收益比较中，农业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商业资本聚积流通领域即不足为怪了。茶叶生产加工既属农业生产，又兼有手工业的特点，商业资本投资于茶叶生产存在一些不利于其自身增殖的一些因素。茶叶生产具有季节性、周期性，不利于商业资本及时运转；茶叶生产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可能给茶叶生产带来灭顶之灾，商业资本投资于茶叶生产的风险亦随之增大了，而投资于茶叶贸易则易于周转资金且风险较小，从而减弱了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的动力。
但商业资本未能大量向茶叶生产领域渗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封建政府的榷茶制度遏制了商业资本的正常运动，商业资本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北宋前期主要采用了民制官收商销茶叶间接专卖体制，政府千方百计控制茶园户，插手茶叶流通，在园户和商人之间横刀断流，居间取利，成为商业资本和茶叶生产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淮南十三山场，政府设官置吏，散给园户本钱，园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89〕江南、两浙、福建、荆湖等茶区同样到山场输租折税，剩余产品全部由官府收购。这与商人和园户的关系有本质区别，带有很浓的超经济强制色彩。商人除了从官府手中取茶贩运外，别无他途，否则非法走私便成为政府取缔和打击对象。商业资本沦为封建政府服务的工具，富商大贾成为封建国家的贸易伙伴。在封建政府“开阖利源，驰走商贾”〔90〕的榷茶政策之下，商业资本失去了向生产领域渗透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动力。北宋末年，蔡京推行卖引法，商业资本受到严重摧残。豪商巨富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在顷刻间被政府剥夺殆尽，化为乌有，有“朝为猗顿，夕至殍丐”〔91〕者。商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商业资本朝不保夕，遑论还有余力向生产领域渗透。
唐宋是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对此，中外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英国学者李约瑟以赞叹的口吻写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92〕；日本学者指出：“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93〕而茶业经济无疑是唐宋经济部门中最具有活力，最有生机，也最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前途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是唐宋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94〕。唐宋茶业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起了重大作用。贸易、交换“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95〕但在政府榷茶专卖制度之下，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却遇到了重重障碍，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的渗透十分艰难。“在一个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和一种货币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制度方面的不相容性”〔96〕，榷茶专卖制度与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斗争制约了茶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健康成长。但“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的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97〕，我国传统社会并非是停滞不前的，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变革因素在孕育、发展着，推动着传统社会走向进步。
注释：
〔1〕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
〔2〕《全唐诗》卷206李嘉ｙòｕ祐：《送陆士伦宰义兴》
〔3〕《全唐诗》卷522杜牧：《题茶山》
〔4〕《全唐诗》卷674郑谷：《峡中寓止三首》
〔5〕《旧唐书·杨炎传》。
〔6〕《白氏长庆集》卷63。
〔7〕《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
〔8〕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载《宋诗钞》（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P.1761
〔9〕〔8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以下简称《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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