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1）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20世纪是中国辽金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进程一样，辽金史研究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和从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而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里，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值此世纪之交，回顾近百年中国辽金史研究的进程，予以全面评述与总结，对于在新世纪里将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过去已有学者就辽金史研究做过若干专题或阶段性的评述（注：主要有罗继祖《〈辽史〉》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宋德金《近三十年辽金史若干问题研究》（《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金史论集》第8辑，1994年），景爱《辽史研究综述》（《北方文物》1985年第6期）、《金史研究综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李锡厚《〈辽史〉与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张博泉《近百年来金史研究的进程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等等。），本文则对20世纪中国辽金史学做总的回顾与展望。
一、20世纪上半叶的辽金史研究
在评述这个时期辽金史研究之前，先将本世纪以前的辽金史学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辽朝初年阿保机时代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但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正统”问题长期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解决了争议不休的正闰问题，仅用一年时间仓促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参考《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许多重要史料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载《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辽史》虽然缺点甚多，但它毕竟是研究辽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脱脱纂修《辽史》的出现，在辽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
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总之，从元人修《辽史》出现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以下转入对20世纪上半叶辽史研究的评述。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校勘及辽人著作的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鉤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
一、20世纪上半叶的辽金史研究
在评述这个时期辽金史研究之前，先将本世纪以前的辽金史学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辽朝初年阿保机时代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但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年）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正统”问题长期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任纂修三史的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解决了争议不休的正闰问题，仅用一年时间仓促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参考《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许多重要史料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载《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辽史》虽然缺点甚多，但它毕竟是研究辽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脱脱纂修《辽史》的出现，在辽史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
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总之，从元人修《辽史》出现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以下转入对20世纪上半叶辽史研究的评述。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校勘及辽人著作的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鉤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