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学报》第5辑，1937年）等，分别对传世女真文刻石及《华夷译语》中的女真字予以著录、考释、拟定音义。王静如《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对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所释文字又有所增益。

　　宋金关系与宗教。本时期这两方面研究取得的进展，是同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爱国学者以古况今，把历史上宋金战争与当时的战争相比附，这是当时关注宋金关系研究的重要原因及特点。如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4卷1期，1933年）、缪凤林《宋高宗与女真议和论》（《国风》8卷2期，1936年）、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中苏文化》6卷2期，1940年）、聂崇歧《北宋——中国政治史上南北势力消长之关键》（《大中》1卷6期，1946年）等。这些文章虽多系有感而发，但其中亦有颇具学术价值者，陈乐素文即是宋金关系史研究的力作。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在上述背景下撰写出版的重要著作。书中所述全真、大道、太一三教，本金元时事，作者说，之所以系之南宋初，是因“三教祖皆生于北宋，而创教于宋南渡后，义不仕金，系之以宋，从其志也”。显然，这也是同作者坚定地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相一致的。不过，今天我们仍将新道教作为金代宗教看待。本书对三教之起源、发展及活动情况，根据散见于碑刻和诸家文集资料，加以考论，是研究金元道教的重要著作。当时孙楷第评论此书说，“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并称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方”。“然余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之正则是德也。”（1947年2月15日天津《大公报》）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此外，还有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亡思想》（《治史杂志》第2期，1939年）等。

　　断代史编撰。前面谈到的金毓黻撰《东北通史》（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和《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是论及金史的地方史和断代史的重要著作。作者编印《东北通史》的缘起，是因他流寓四川时对故土的怀念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而将旧稿整理出版。此书有4节叙述金史，即“女真之兴”、“女真之经略东北”、“宋使入辽金之行程录”、“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书中对史事和地理沿革考证较详。它与略早于此书的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同为我国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宋辽金史》全书9章，有5章叙及金史。在宋辽金史地位问题上，金氏提出“三史兼治”，摒弃以宋为正统，“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的“偏狭之见”，主张三史并重；在治本期史方法上，提倡“三史互证”。这些见解，至今仍值得治宋辽金史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