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本时期，辽人著作辑录有较大进展。光绪间，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自序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辑《辽史》14卷，未刊行，后见缪荃孙《辽文存》6卷，遂将缪氏已刊者悉予删除。所收范围，包括诗、诏册、表、奏疏、上书、铭、序、书、文、碑碣、塔记、幢记等，凡105篇，编为5卷，另附“作者考”、“逸目考”各一卷。王氏在述例中称有九不收，即史载诏书约文申义者，有史载表奏止录大意者，有诏止二三语者，有佚句仅存者，有似文实为口说者，有文字太俚者，有记事太质者，有辽人使命为对偶文字者，有石刻太残泐者，“凡属此类，概从割爱”。这一原则不仅有悖广泛搜求史料的宗旨，而且书中亦有“止二三语者”，是自乱其例。此书编成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

　　民国初年，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年）。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3卷（1937年）亦著录有辽代石刻。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

　　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他的最大贡献是“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均见《观堂集林》），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收入《冯家昇论著辑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辽史〉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冯家昇还撰文多篇，主要有《太阳契丹考释》（《史学年报》第3期，1931年）、《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史学年报》第4期，1932年）、《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收入《辽史丛考》）是这个时期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

　　陈述著《契丹史论证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39年）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它论述了契丹民族之构成、选汗制度和帝位继承、统治政策以及西辽的建立等辽朝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确指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一提法同那种视契丹等少数民族为“外族”、“异族”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大进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该书说：“此书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燕京学报》第40期）陈述在三四十年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还发表论文多篇，研究范围涉及契丹民族、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

　　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三台东北大学，1941年），其中有“契丹之统一东北”、“东丹国及渤海遗族”和“宋使入辽金之行程”3节述及辽史，有颇见功力的考证。金氏还撰有《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凡第9章，其中有一半章节述及辽史。关于这两部著作，以下详述。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散篇论文，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考辨。如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国学季刊》5卷1期，1935年），指出“汉城”并非一个城市的名称，而是由“汉人聚居的城寨”而得名；进而指出，凡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无论是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不同，或者人种不同，互相接触，都可发生“聚族别居”的现象。欧洲18世纪以前的犹太街、犹太城，美国城市内的唐人街，清代北京分内外城等都是如此。方壮猷《契丹民族考》（《北师大学术季刊》第2、3期）利用多学科知识对契丹国号、宫名、王号、官号、地名等作了考证。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史语所集刊》17本，1948年）对史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记载予以辨析，判定契丹的分部和帝位推举制不可靠。谷霁光《辽金糺军史料试释》（《史语所集刊》15本，1948年）、陈述《乣军考释初稿》（《史语所集刊》20本，1948年）是就乣军问题同日人箭内亘所撰《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进行讨论的文章，分别对“乣”的读音、释义、乣军等作了考辨。刘铭恕对契丹习俗进行研究，撰《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中国文化研究汇编》第1期，1941年）、《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期）等。傅衣凌《辽代奴隶考》（《食货半月刊》1卷2期）概括地考察了辽代奴隶的来源、种类、使用状况、身分等。张亮采《辽代汉人枢密院之研究》（《东北集刊》第1期，1941年）论述辽代汉人枢密院建置和执掌，并据以试改《辽史·百官志》之南面官汉人枢密院条。

　　庆陵哀册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字的识别与研究。辽代契丹人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辽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废弃，也无契丹文书籍传世。明清以来，陆续发现若干契丹文碑刻等，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哀册，1925年日本羽田亨推定庆陵哀册与以往被认为是女真文的《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同是契丹小字。罗福成等则认为庆陵哀册文字为契丹大字。从3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开始从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满洲学报》第2期，1933年）等文。在当时资料有限又无其他辅助条件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竟然将辽帝庙号、年、月、日、干支和虚词考证出来，而且多数正确无误，可谓独具契眼（见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1982年）。此外，还有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史地学报》2卷6期，1923年），孟森《辽碑九种》附跋尾（《国学季刊》3卷3期，1932年），厉鼎煃《热河契丹国书碑考》（《国学季刊》3卷4期，1932年），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史语所集刊》3本4分，1933年）、《契丹国字再释》（《史语所集刊》5本4分，1935年），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1942年），罗福颐《契丹国书管窥》（《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等。其中罗福颐文较全面地叙述契丹大小字历史，并汇录了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