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02年的中亚史研究综述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显示，进入新世纪的中亚史研究正以蓬勃发展趋势向前迈进。这种态势表现于学科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加深和相关的成果日益丰硕。据不完全上西部开发经验教训的论文居多。如，邹礼洪“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贾秀慧“杨缵绪开发近代新疆的经济思想”（《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4期）、祁美琴“近代新疆农业开发”（《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3月）、赵云田“中国历史上的新疆开发”（《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王勇“秦汉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及其启示录（《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李清凌“汉唐气象与西北开发－汉唐开发西北的历史回顾”（《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成崇德“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 （《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双怀“我国历史上开发西北的经验教训”（《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论文都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当今的西部开发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四、文化史
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文明融汇之地。在此土著文明与东西文明结合，水乳交融，形成独特的中亚文明。因而，我们探讨中亚文明离不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内容的阐释。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300千字，15+5+448页，27元）一书，主要绕四个专题，既：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二，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三，汉唐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探讨了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340千字，9+6+490页，29元），则通过对中亚粟特胡商历史活动的考察，反映了粟特人在欧亚内陆扮演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祆教、摩尼、景教的东来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将一幅内含丰富的文化交流史画卷展现于读者前。而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王铁英“马镫的起源”（出处同上）、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12月）、杨圣敏“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坎儿井”（《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2002年12月）等论文主要通过个案的研究反映了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及其对中亚文明的影响。
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与西域诸国文化史的研究是中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320，000千字，3+15+1732页，150元， 29元）一书，从哲学思想，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习俗，文学，史学，音乐歌舞，美术，岩画艺术，石窟文化，医术，科学技术，军事，教育，体育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而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1期）、王克林“戎狄文化的探索”（《文物世界》2002年第3、4期）、张永攀“契丹奚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宋远茹“鄂尔多斯周边及中原地区的汉代匈奴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戛尔迪“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同性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就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源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转型期的于阗文化”（《西域研究》2002年1期）等论文则就古代龟兹，于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五、历史地理
近年来，考古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为进一步探求中亚古城方位、地名和交通路线提供了条件。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210千字，2+5+3+252页，16元）一书，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结合唐代有关文献记载，对中亚碎叶、千泉、恭御城、笯赤建等城，及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诸国方位、道里、四至进行了考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另，侯灿“楼兰研究析疑”（《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李肖“且末古城地望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方雪玉“康居国地望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张文德“<明史.西域传>黑娄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尤努斯江.艾力“喀喇汗王朝古都巴拉萨衮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及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条支即龟兹，兼及月氏、屈支、库车、金陵等地名”（《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胡振华“关于吉尔吉斯坦古城地名‘奥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中亚古城方位、地名进行了研究。王颋 “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西北师大学报》）、刘正寅“阿帕克和卓流亡路线的再研究”（《中国边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施杨“丝绸之路上的呼罗珊大道”（《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等文章，则就古代中亚交通路线研究中颇有争议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孟凡人的《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1+2+379页，78元），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考古学研究和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6篇，内容涉及壁画、遗址、文书简牍、出土文物及于阗国王统、西域诸城方位和丝路交通等方面。
由于高昌位居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对高昌地理、交通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新资料的发现和高昌史诸领域研究的发展，使学术界对高昌地理、交通问题得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王素的《高昌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即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就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
四、文化史
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文明融汇之地。在此土著文明与东西文明结合，水乳交融，形成独特的中亚文明。因而，我们探讨中亚文明离不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内容的阐释。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300千字，15+5+448页，27元）一书，主要绕四个专题，既：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二，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三，汉唐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探讨了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340千字，9+6+490页，29元），则通过对中亚粟特胡商历史活动的考察，反映了粟特人在欧亚内陆扮演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祆教、摩尼、景教的东来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将一幅内含丰富的文化交流史画卷展现于读者前。而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王铁英“马镫的起源”（出处同上）、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第七卷，2001年12月）、杨圣敏“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坎儿井”（《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2002年12月）等论文主要通过个案的研究反映了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及其对中亚文明的影响。
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与西域诸国文化史的研究是中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320，000千字，3+15+1732页，150元， 29元）一书，从哲学思想，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习俗，文学，史学，音乐歌舞，美术，岩画艺术，石窟文化，医术，科学技术，军事，教育，体育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而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年1期）、王克林“戎狄文化的探索”（《文物世界》2002年第3、4期）、张永攀“契丹奚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宋远茹“鄂尔多斯周边及中原地区的汉代匈奴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戛尔迪“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同性述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就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源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转型期的于阗文化”（《西域研究》2002年1期）等论文则就古代龟兹，于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五、历史地理
近年来，考古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为进一步探求中亚古城方位、地名和交通路线提供了条件。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210千字，2+5+3+252页，16元）一书，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结合唐代有关文献记载，对中亚碎叶、千泉、恭御城、笯赤建等城，及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诸国方位、道里、四至进行了考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另，侯灿“楼兰研究析疑”（《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李肖“且末古城地望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方雪玉“康居国地望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张文德“<明史.西域传>黑娄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尤努斯江.艾力“喀喇汗王朝古都巴拉萨衮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及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条支即龟兹，兼及月氏、屈支、库车、金陵等地名”（《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胡振华“关于吉尔吉斯坦古城地名‘奥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中亚古城方位、地名进行了研究。王颋 “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西北师大学报》）、刘正寅“阿帕克和卓流亡路线的再研究”（《中国边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施杨“丝绸之路上的呼罗珊大道”（《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等文章，则就古代中亚交通路线研究中颇有争议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孟凡人的《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1+2+379页，78元），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考古学研究和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6篇，内容涉及壁画、遗址、文书简牍、出土文物及于阗国王统、西域诸城方位和丝路交通等方面。
由于高昌位居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对高昌地理、交通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新资料的发现和高昌史诸领域研究的发展，使学术界对高昌地理、交通问题得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王素的《高昌史稿．交通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即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就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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