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州等地采购货物之外，还携“市本”远下江南，湖广等处采购货物，运到塞上与蒙古商民交易马匹。
“民市”的发展十分迅速，“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是明代蒙汉贸易发展中的新事物。“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段布买白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民市”交易的出现标志了蒙汉间的贸易活动已经发展到—个新阶段，由官方间单—的贸易关系发展到既有官方贸易，又有民间贸易的多元化的贸易关系。“民市”交易的出现和发展是明代蒙汉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是蒙汉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必然结果。民市中的商货，“段布狐皮一切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临清以至天津芦沟通湾，……乃至市口”。经营“民市”贸易的商人，“惟是机利雁民，市井无聊之辈，乃始称贷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担负重茧，以与胡儿争杪忽之利，以为蔽体餬口之资”⑧。“民市”的兴起，使许多城市无业游民找到了经商的谋生门路，这对解决当时的“流民”问题多少有所裨益。
在互市贸易的过程中，明朝政府按所定税例向蒙汉双方的贸易商民征收比较轻微的商税，“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⑨。这里所谓“充抚赏之用”，就是明朝政府在每年互市结束之后，对恪守条规的蒙古守市人员，奖给一定数量的银两及其它物品，市易“即毕”，还要“筵宴酋长，犒劳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麦面一斤，时酒一瓶，小菜油盐酱醋及马草银七分二厘，饭柴炭银二分，皆取给尖丁银及商税”⑩。与此同时，对汉族守市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因此，蒙汉双方的守市人员都有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蒙汉互市贸易兴起以后，蒙古牧民觉得互市每年仅开一次，周期太长，于是经常成群结队来到互市的市口，要求开设“小市”。尤其在每年春天，贫苦牧民缺少粮食，“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①。因此，明朝政府在万历元年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
关于“小市”的详细情况，据梅国祯记载：“每月小市一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每次不过三二日。虏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内，两相戒防，无异对垒。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马尾，或以板木，谷米之数与口内军余互相贸易。原无奇货异产，每年所税银，少不过二三百两，多不过四五百两，俱佐前开赏功等项支用”②。这段史料说明：一、“小市”的开市日期为每月一次，每次仅二三天，一般于每月十五日以后开市二三天，让蒙古牧民前来贸易。二、“小市”开市之日，蒙汉双方都派出军队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贸易正常进行。三、“小市”中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粮食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汉族商民换取粮米、布匹、锅釜、耕具、绒线及其它日用百货，“牛，米豆石余；羊，杂糗数斗；无畜，间以柴盐数斗，易米豆可一、二斗，柴一担易米可二、三升”③。四、明朝政府要求驻扎“小市”的“参将守备官”，主持公平交易，“量抽税银”，④“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⑤。由于“小市”便于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及时登市，就近交易，换取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之每年开市一次的“大市”要更为广泛深远。总之，“小市”开设以后，“虏中贵贱贫富，各遂安生，共感皇恩。沿边军民，各获虏利，免忧窃犯”。⑥“小市”的开设，不仅对蒙古牧民的经济说话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对“沿边军民”的经济生活也带来了益处。
综上所述，在明代隆庆，万庆年间，蒙汉间的互市贸易是十分繁荣兴旺的。互市贸易的发展使蒙汉两族的商业往来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突破了明朝政府与蒙古地方政权之间仅有“朝贡贸易”的旧格局，从而使贸易扩展为民间的更为广泛的贸易往来，使以奢侈品为主体的贸易发展为以人们生活必需品为主体的贸易。

二
 
隆庆、万历年间蒙汉互市贸易的发展，对蒙汉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正如当时宣大总督王崇古所说：“许以贸易，以有易无，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⑦
首先，互市贸易发展以后，民族团结取代了民族战争，出现了安定的政治居民。隆庆五年后，蒙汉两族人民“交易不绝”，“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⑧从此，在中国北部的蒙汉毗邻地区出现了“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农狎之野，商贾夜行”⑨的和平气氛。直到明末，“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⑩，到处是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新气象。
其次，互市贸易兴起以后，促进了蒙汉毗邻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汉族地区，农业获得了发展。久已荒芜的屯田此时又栽上了葱绿的禾苗，“边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11；耕地面积也不断增长，万历四年，固原镇新增耕地一千六百三十七顷四十五亩12，万历十年，宣府地亩新增三分之一；粮食价格下跌，“市往来，一钱四五升，今且十余升矣”①！粮价下跌二分之一以上，市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客观反映，另外，促进了宣府，大同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如大同向来被称为“至穷至苦”的城市，“地滨穷荒，土脉沙瘠，而风气寒冰异常，穑事岁仅一熟，稍遇旱荒，即一熟不可得，自谷荳稷黍之外，百物不产”②。“往岁虏马充斥，四时戒严，费饷劳师极矣。自受款以后，生齿渐烦，商旅凑集，军民乐业，啬人成功，非复昔日凋残景象”③。又如宣府，原是荒僻之地，互市发展后，这里的市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出现了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局之”④。所以，明代人谢肇制曾评论说：“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⑤总之，互市贸易的发展，使得“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⑥，出现了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景象。
在蒙古族地区，互市贸易发展以后，由于畜产品的大量输出，刺激了蒙古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边地孳牧渐多”⑦，牧民的生活页得到了改善，“饱酥酪而暖毡毳”。而铁犁和种籽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输入，又使蒙古牧民学会了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呼和浩特一带的土默特地区，开垦耕地近万顷，“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今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类，则自款贡以来，种种具备”。⑧蒙古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变了单一的畜牧经济结构，对蒙古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互市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明代马政的演化。马政是明朝政府加强军队实力装备的重要环节；而对人民来说，马政又是一项沉重的赋役负担。隆庆以前，除了政府自己养马之外，还编派养马民户代为政府饲养马匹。这些养马民户有的专门饲养“种马”，有的专门饲养“寄养马”。所谓“种马”者，“以马为种，视母课驹”⑨。据《明会典》卷一百五十记载：“洪武永乐年间，令民养官马者二岁纳驹一匹”。所谓“寄养马”者，是指饲养种马的养马民户中征取来的马匹。明朝政府把这些马匹集中寄养于北京附近，指派当地的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