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养。为官府饲养马匹，对养马民户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明代人冯时可指出：“国初民间养马，丁不编徭，后则概编，甚至丁消而马在者有之矣；地不起粮，后则概起，甚至地卖而马存者有之矣。或一家而养数马，或一身而充诸役，点验无宁岁，赔偿无虚日，迨呼于官司，需索于吏役，以致称贷不已，鬻产继之；鬻产不已，鬻子女不已，逃窜流亡继之。”⑩
互市贸易兴起后，蒙古地区成群的马匹输入汉族地区，使当时的马政起了变化。据《皇朝马政纪》卷五所载：“（隆庆）六年，山西镇将市夷马七百匹解京，发太仆寺寄养。……（万历）二年，议准将胡马先调一千匹兑给京营，以后渐次议增。……万历十年，题准每年太仆寺给银为市本，其所市马解京，发为本寺寄养马。”由于明朝政府能以较低廉的价格在互市上买到较多的马匹，使军队马匹的供给有了保证，所以明朝政府就对部分养马民户不再征收马匹，改为征收货币银两。据《皇朝马政纪》卷三所载：“万历元年题准，北直隶、山东、河南备用马本、折均配。真定、大名、济南、开封、卫辉、彰德六府为一半，保定、顺德、广平、永平、河间、东昌、兖州、归德八府为一半，年伴轮派，一半征解折色，一半征解本色。”养马民户缴纳折色银两以代马匹，政府以折色银两在互市向蒙古族地区输入马匹，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养马民户的经济负担，松弛了封建剥削关系，另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地区间的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万历《恩县志》卷三曾对此评述说：“迨虏王款贡，腾霜凝露充轫口阃，而内地之孳生无庸矣。编户省刍秣，外藩备驰驱，此咸宾盛事页。慎德以风之，岂徒赤县苍生之幸！”
第四，互市贸易的发展，改善了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互市贸易兴起后，和平通商替代了战争掠夺，明朝政府的“边费”大为省减。张居正在论及万历初年的财政状况时说：“嘉隆之间，海内虚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临御以来，躬行俭德，覈寔考成，有司催征以时，逋负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并不贷，加以北虏款贡，边费省减。又适有天幸，岁比丰登，故得仓库貯积，稍赢余。”①固然，万历初年明朝政府财政情况的好转，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北虏款贡，边费省减”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万历五年，方逢时说：“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而民间耕获之人、市贾之利不与焉。”②当年明朝政府“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③，而互市贸易的兴起，使明朝政府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④，节省军费几乎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不仅如此，明朝政府通过互市税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如大同互市，“原有税课司一处，一官一吏，征收税银，岁约计少者五六千两，多者六七千两”⑤。另外，政府官营马匹亦是一项增加收入的来源。仅以隆庆五年为例，据《万历武功录》卷八的统计，该年大同得胜堡新平堡和宣府张家口三处互市，官府共易马4089匹，每匹马的平均价格为白银7．07两，然后将其中质量稍次的马859匹转卖给商人，每匹马的平均价格为白银9．35两，转手之间赚取差价为白银2．28两，共计获得利银1958．52两。隆庆五年以后，随着互市贸易的发展，官营马匹数量增多，明朝政府获利也就更多了。还有马政演变后，马匹折色对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亦大有俾益、王崇古说：“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马每匹只用银八两余，中等者七两余，下等者六两余，而民间折价一马二十四两”⑥。蒙古马匹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购买一匹蒙古马可赢利十五、六两银子，这对管理马政的太仆寺来说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据记载当时太仆寺老库积银“几至千万”，其中仅“户部所借本寺”的银两就达”柒百余万”⑦。
第五，人民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嘉靖年间，由于蒙汉两族战争连绵不断，明朝政府军费开支激增，财政困难，曾对人民实行加派赋税的政策。“俺答犯京师后，羽书旁午征兵饷。应奎乃建议加派。自北方诸府暨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⑧。到了万历初年，互市贸易兴起，政府财政好转，张居正便“请皇上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之心”⑨。显然，这对人民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作为商品交换的贸易，首先是由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状况所决定的，同时又受到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左右。但是，贸易并不是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贸易的发展对生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反作用，甚至对政治、军事、民族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国内民族间的贸易往来，对于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在互市贸易中，蒙汉人民相互交换商品，是两族人民经济生活的共同要求，这种频繁的贸易往来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密纽带。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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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③]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鞑靼传》。
[④] 《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二十五；翁万达：《复河套议》。
[⑤]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一，嘉靖三十年三月壬辰。
[⑥]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弘治十一年七月己亥。
[⑦]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弘治十二年五月壬午。
①《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②《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③《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④《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⑤《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王崇古：《条复收胡马疏》。
⑥《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⑦《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王崇古：《条复收胡马疏》。
⑧《明经世文编》卷三二〇，方逢时：《为恳乞议处疏通市马疏》。
⑨《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⑩《万历武功录》卷八， 《俺答列传》。
11《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为遵奉明旨经划北虏封贡未妥事宜疏》。
① 王土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
②《明经世文编》卷三二六，张居正：《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③《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④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四，《军实考》。
⑤《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⑥《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二，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
⑦《明经世文编》卷三—七，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⑧ 以上引文俱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二；梅国祯：《请罢榷税疏》。
⑨《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⑩《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①《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
②《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
③《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④《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
⑤《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
⑥《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
⑦《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崇古：《为北虏纳款执叛求降疏》。
⑧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⑨ 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五，《辕门记谈》四。
⑩ 陈仁锡：《无梦园集》卷二，《纪插酋》。
11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12《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七，万历四年二月庚寅。
① 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二，《与内阁兵部论边情书》。
②《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二，梅国祯：《再请罢榷税疏》。
③ 王土琦：《三云筹俎考》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