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不足”，“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则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致治之功”。〔31〕 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低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

四 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元朝

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元朝历史地位的评价，是一个在史学界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体来看，似乎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专治蒙元史、主要研究其他朝代历史的学者，从经济破坏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方面出发，对元朝倾向于否定。〔32〕 而蒙元史专家则较多地强调元朝的积极因素，反对“特别夸大元朝的黑暗面” ，“说元朝一团漆黑，什么都糟得很”。〔33〕 这方面的讨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大概不太可能、也不一定有必要得出完全一致的看法。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积极、消极两方面因素都很突出的朝代。元朝的大统一和民族融合，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作用；元朝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活跃的中外关系，也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的贡献。但元朝统治所带来的经济破坏、落后生产关系注入、民族压迫与歧视等等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正、反两面内容体现在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轻孰重。
其实我们不妨采用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来认识元朝，那就是元朝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问题。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南进浪潮，分别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元时期。这两次浪潮卷入民族多、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一定程度上都对汉族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有所改变。对于第一次浪潮冲击的结果，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34〕 本系学长阎步克教授则形象地称北朝政治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35〕 。实际上，上述看法对解释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线索也是适用的。从“改变原来趋势”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两次冲击应当如何评价呢？目前对第一次冲击的看法比较一致，由于此后隋唐盛世的到来，大家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北族南下为中国历史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新鲜血液，应予肯定。如采取同样的逆向考察方式来看第二次冲击，评价恐怕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金元之前的宋代以物质、精神文明的显著成就闻名，而其后的明清两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统治。周良霄先生在他的《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就此有一段精辟论述：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
由于明初讳言对元制的继承关系，朱元璋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制立法”，元朝对明朝的很多影响、或者说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到今天已经不易察觉。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可能其作用力还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