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41〕 黄氏身处国破家亡之际，痛定思痛，其历史反思不免言之过甚，但他的话对我们认识元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有参考价值的。元朝的特性，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从这方面去考察。

〔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第二卷，第70页。


〔2〕 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 (Phil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 pp.1-32 . 此导言 已有汉译文，收入《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3〕 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收入作者《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 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4〕《魏书》卷2，《太祖纪》。
〔5〕《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
〔6〕 金朝人梁襄在比较辽、金两代国家本位时说：“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 之临潢（按指辽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可 为佐证。见《金史》卷96，《梁襄传》。
〔7〕 《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
〔9〕 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25。
〔10〕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按此语出自许衡一篇散佚奏疏的残文， 《鲁斋遗书》将其附入《时务五事》第五篇“慎微”条下。但如细玩文义，此疏当上于中统 初年，与至元三年所上《时务五事》并非一时所写。《元文类》卷十三收录《时务五事》， 即无此段文字。乾隆五十五年刊十二卷本《许文正公遗书》卷7则将此文附在至元十七 年所上《更历疏》之后，更误。
〔1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6），上册，第205-214页。
〔12〕 参阅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载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一期（1987.12）；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收 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
〔13〕 在十二、三世纪之交漠北诸多部族中，仅有斡亦剌的蒙古化较为曲折。它直到元朝灭亡 后仍保持较强的独立性，称为瓦剌，长期与蒙古本部争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蒙元统 治的相当长时间里尚属“林木中百姓”，生活环境偏僻，与蒙古腹地联系较弱；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其首领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在编组千户时得到照顾，原有部族组织保存较 为完整。尽管如此，它在明清之际仍以漠西蒙古之名见载，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蒙古化的 归宿。
〔14〕 护雅夫前揭文；姚大力：《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收入张树栋等主编《古代 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0），上册，第22-24页。
〔16〕 姚大力：《蒙古高原游牧国家分封制札记（上）》，参阅Max Weber,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Oxford univ. press, 1947）,pp341-357. 〔17〕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汉译本，1983），第362-384页。 〔18〕 《元史》卷124，《忙哥撒儿传》。
〔19〕 《元史》卷205，《阿合马传》。
〔2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21〕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 ，《左丞许文正公》引耶律有尚《考岁略》。
〔2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23〕 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
〔2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29页。
〔25〕 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第137-139页。
〔26〕 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六期（1982.12）
〔27〕 《元史》卷143，《自当传》。
〔28〕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9〕 《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三公》；《明史》卷72，《职官志一》。
〔30〕 吕思勉说：“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 致之。过于朴僿,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此说可能适用于中国古代大部分北方民族， 但蒙古似乎是例外。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第73页。


〔31〕 许衡：《时务五事》，《鲁斋遗书》卷7。
〔32〕 傅筑夫：《中国历史上几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收入作者《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 店，1980）上册；漆侠：《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收入作者《求实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3〕 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
〔35〕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
〔36〕 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 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
〔38〕 道森 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
〔39〕 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 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 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5期。
〔40〕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 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 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 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 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 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 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 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 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 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 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
〔4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