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住往会对如下事实感到奇怪：为什么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传人中国过程中，一开始使用的音译大多都没有在中国扎根?例如在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这本几乎是介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中，economy直接音译为“伊哥挪谜”[24]，但这个词始终没有被中国人接受。其实用音译西方观念早在明末已出现①，但最后大多仍以中文里原来就有的词汇来定名。一旦我们认识到中国接受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大多都经过三阶段，这个问题即迎刃而解。
由于第一阶段是用中国原有观念的格义对相应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部分意义作选择性逼近，故一定是用中文里原有的词翻译西方近现代观念。但这些词汇固有的含意已在中文里广为人知，用其作为翻译代表西方观念的政治术语，后果必定是对西方观念原意的歪曲或选择性吸收，用“权利”译rights就是典型例子。这时往往出现一词对应多个同类型的西方观念。我们前边分析过的“民主”在早期使用时，曾包含democracy和republic两个观念，又如“格致”一词在19世纪后期同时指涉science和 technology，都是一词对多意的表现。
只有当第二阶段的来临，人们才普遍意识到如果采用中文里古已有之的名词来指涉西方观念，无可避免地会把中文原意投射到西方观念中，往往会带来望文生义问题。认识到原有的翻译不能准确表达相应的西方观念，就不得不运用新词。1902年，就有人主张，对这些新名词所发凡的新意义，应学西方那样另造名词。因为“夫我中国即无固有之名词以冠之。亦不妨创一新名词。如泰西近今有新发明之事理。即创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国古名词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确切无遗憾。”[25]故第二阶段住往也是用多个中文词翻译同一西方近现代观念或区别该观念不同层面含义的时期，出现“多词对一义”。如“民主”与“共和”同时使用，“格致”和“科学”并用，力图用“民直”取代“权利”等等都是例子。对e- conomy的翻译亦是如此，第一阶段是将其纳入富强，显然“富强”不能表达economy准确含义，故第二阶段出现用多个词汇，如“生计”、“国计”、“财经”、“经济”来翻译相应西方观念(图九)。
一旦用多个不同词准确表达西方近现代观念，在语言学上必然表现为大量新名词的涌现。“新名词”这个关键词最早出现在世纪之交，一开始人们对其评价似乎是负面的。但自20世纪初它开始变为正面的，这也正是大量新名词涌现时期。1903年有人这样谈创立新名词的社会功效：“凡发明一新理，而欲公之于学界政界，不能人人共喻之也，则必立一新名词，以耸动人之眼膜，开通人之脑筋。”[26]第二阶段大量新名词的出现，固然对准确表达
西方现代观念有利，但用多词对应同一观念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用词混乱以至于人们不能准确把握观念。1913年就有人这样论述，中国人“喜用新名词，而不究其意义，如民权自由共和专制者，今人人之口头禅也，而明其义者盖寡。故一方面有以抵抗法律为民权，破坏秩序为自由，盗贼当事为共和，执法不阿为专制者，而他方面则以个人之命令意见为法律，而强人以遵守焉”[27]。事实上，这一问题到第三阶段不再存在。因为只要对第二阶段学习结果进行重构，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观念诸多方面进行处理融合为一中国式新观念，其后果是再次出现用一个确定的关键词表达该现代理念。另一方面必定是该关键词本来意义被新一代人遗忘。
事实不正是如此么?五四后“民主”取代“共和”，“经济”取代“生计”以及科学变为唯物论和科学主义都是例子．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学习结果的创造性重构。由于重构，第二阶段的多词对应同一观念现象不再存在。在第三阶段由于这些观念有了明确的新含义，导致该词在中国现代汉语中不再具有古汉语的意义。今天中国人熟悉的表达西方现代观念的词大多是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相应现代观念重构的结果，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熟悉这些词的中文原意，而且更习惯用不同的词更准确地表达西方原有观念。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民主”在中文里本是皇帝，“科学”本意是科举学校，即使分科之学亦来自科举呢?很多人只有去查汉浯大辞典才能发现：“经济”本是儒学经世济民之才能!
新名词和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传人中国三阶段的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检讨另一个公认的观点：中国现在使用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日本对西方近现代观念的翻译．目前用数据库方法来探讨中日近现代思想的互动刚刚开始，我们还不能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但在时间上第二阶段正好同大量日本著作中译重合，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接受新名词的机制上重新探讨日译西方观念对中国所起的作用。1918年出版的《新名词训纂》中列举了当时流行的近八百个新名词，从“宪法”、“文明”、“哲理”、“教育”到“干事”、“基础”、“植物”，应有尽有，其中大多数是被今日学者认为从日文中引进的；而作者却指出其每一个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出处。[28]因此，很可能日本用某一关键词译西方近现代政治观念和中国存在着相同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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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把西方哲学称为“斐录所费亚之学”。见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影印金陵大学寄存罗马藏本)，第1册，第31页。
由于符合三阶段说的近现代观念和词汇相当多，我们认为，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而发现的近现代观念群起源和演变模式或许有助于重新探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的分期问题。我们倾向将中国近现代思想形成分为如下三阶段：1840年至1900年为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1901年至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1915年至1925年为第三阶段，正是在这第三阶段，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带来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界对民主、权利、社会等重要观念的重构，形成了中国当代思想。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分成三个阶段的背后，是提出一种不同于现代化史观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现代化史观认为：19世纪下半叶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1895年甲午战败证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开始了制度层面全面学习引进西方政治经济的改革，其间发生了戊戌政变、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这一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又再引发了从价值意义层面的全盘反传统和全面接引西方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观念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史观并不能解释1900年至1915年间中国出现公共空间，并且在政治思想上最接近西方；亦不能解释为什么五四时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会拒绝西方自由主义接受马列主义。它更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式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不仅有别于苏联，亦不同于西方，也不能解释意识形态解构后为何中国人有关个人、权利、社会等最基本的现代观念仍保持不变，它们仍具有五四时期经重构后所具备的形态。而在我们提出的近现代观念变迁的宏观图景中，则展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西方现代思想冲击下变迁的复杂性：先是尽可能保持不变前提下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当这种方式无效时才出现学习过程，学习过程的失败又导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重构。中国式的现代思想是经历了这样三阶段才形成的，接受外来意识形态只是观念重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因为如此，这些基本观念群不会随意识形态解构而变化。
我们根据观念群变迁模式提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分期正确吗?它需要更多的证据。但有一点无可怀疑，随着计算机处理大量文献中所蕴含的丰富信息的技术的进展，在21世纪，观念史这一最晦暗、最迷人的史学领域将出现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