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深入探讨。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应对之如何从宏观或总体上进行把握?其发展的表征和局限是什么?它与自然经济并存，而以何者为主?对于这些，目前学术界在认识上并非完全一致。因此，这里拟就当时四百余年中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程度及其与自然经济的关系诸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并做一梗概性的论说。
一、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
中国的商品经济出现很早，历史悠久。迄至战国时代，各国的商品经济就已蓬勃兴起，处于凯歌进行之中，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在战国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发展，此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当时商品经济运行的轨迹，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却呈现出明显的经济曲线，经历了一个波浪起伏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一)秦代商品经济有限发展阶段
秦自商鞅变法后，尽管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从云梦秦简来看，商品经济仍有一定的发展。首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有明显进展。当时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既有农副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粮食买卖已为常见。如据秦简《法律问答》谓：“有禀菽、麦，当出未出，即出禾以当菽、麦，菽、麦贾(价)贱禾贵……”。又《司空律》：“繫城旦舂，公食当责者，石卅钱”①。表明其时市场上的粮价较低。牲畜、家禽也有买卖。如秦简《仓律》载：“猪、鸡之息子不用者，卖之”。简文中曾提到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约在“二百五十钱”左右。畜产品的肉、皮、筋、角、脂等，也成为商品。据《厩苑律》：当时国家拥有的牛马，如果死亡，可以出卖其肉。并规定：“其大厩、中厩、宫马牛也，以其筋、革、角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其官，其乘服公马牛，亡马者而死县，县诊杂买(卖)其肉，即人其筋、革、角及索人其贾(价)钱”②。
市场上除农副产品外，还有各种手工业品出售。云梦秦简中多处说到有关丝、帛、布和衣服方面的买卖。如《法律问答》载：“甲盗钱以买丝……”，“今盗甲衣，卖，以买布而得……”。又《金布律》载：“为*[巾+蒙去草头]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钱”③。这里提到的买丝、买布及一件褐值多少钱，显然是通过市场买卖获得的。除衣着外，一些日常器物如铁器、铜器、瓦器、车辆等，也是商品之列。如《金布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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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金及铁器人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之……”。当时大内对这些器物，可以变卖。《司空律》规定：“城旦舂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輮，辄笞之。值一钱，笞十；值廿钱以上，熟笞之。”是知，这类器物也都是有市价的商品。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宫手工业产品。
此外，货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秦简律文中提到钱币的地方很多。当时除了商品交换普遍以货币为中介以外，雇工的工价，也通常以货币为支付手段。如《司空律》：“或赎迁，欲人钱者，日八钱。…‘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人其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当时有“赎迁”罪、或“居作”以劳役抵债者，每日工价为八钱。将雇工的工价量化为钱，不仅说明货币的广泛使用，也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走向的形成。尤其值得注意者，凡奖惩或对罪犯判刑的轻重，也以货币之多少为衡量标准。例如：在军中能振作士气者，酌情奖给他钱或黄金；凡举报或捕获有功者，“当购二两”；凡官吏在清点物品时，数目有超过或不足者，以违职罪论处，根据责任大小罚以不同的钱币。不仅如此，而且当时对盗贼犯判刑的轻重，也是以其钱的多少为依据。如此等等。这方面的律文在《法律问答》中记得很清楚①。表明当时货币经济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又修驰道、拆关塞等，应该说更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推行“上农除末”政策，将商贾“谪戍”充边，严重限制了“末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尤其是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为加强对东方六国的控制，稳定统治秩序，大量迁徙豪商富人，“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关东六国的大商人，大工商主和贵族迁到关中、陇西等地，割裂他们原有的地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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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系，剥夺他们的财产，大大地限制了关东地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尽管关东六国的部分工商业主，如卓氏、程郑到迁徙之地后又重操旧业，然而这对被迁徙的数以万计的关东工商业者来说，毕竟是少数，而且卓氏、程郑也要经过重新创业的艰苦过程。对关东绝大多数的工商主来说，他们原有的资金和生产资料遭到冲击，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所以，统一后的原东方六国，因受“迁豪”等政治干扰，商品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史记·货殖列传》说：乌氏倮因畜牧致富，受到秦始皇所尊重，“倮比封君”；巴寡妇清以矿冶致富，受到秦始皇礼遇，“为筑女怀台”。对此类大畜牧主、大矿冶商在政策上和东方六国贵族不同。对这些人的优厚，是出自稳定少数民族的需要，同时也是个别现象。但就总体来说，统一后的秦朝，在“上农除末”政策下，有关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关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仍是有限度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平衡的发展。所谓不平衡，就是原秦国本土的商品经济或许仍在发展，但关东各国的商品经济，却因政治原因而受到挫伤。
(二)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汉高祖刘邦曾采取过“重农抑商”政策。但至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弛商贾之律”①。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对工商主的限制大大放宽。文帝之时，又“弛山泽之禁”②，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纵民冶铁、煮盐”，放任私人对盐铁自由产、销。此后进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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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汉书》卷4《文帝纪》。
关去塞”，开关梁，“任民周流”①。开放关塞，免征关税，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采取各种措施便利商旅，以利各地物资交流。由于西汉前期，对工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的政策，故当时的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首先，出现了众多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汉初，允许民间煮盐、挖矿、开采银、铅、金等，只要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收即可。如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载：“诸私为鹵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租之，县官给橐，口十三斗为一石，口石县官税口口三斤。其口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釆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②。当时在手工业部门，有大冶铁家，有煮盐家，有大矿冶主。他们煮盐、冶铁，开采银与铅、金、朱砂等专业生产。专事其他行业的还有制浆、作胃脯、贩脂以及从事酿造业、漆器业、铜器业、车船业、纺织业、屠宰业等，也都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其赢利可比“千乘之家”。在农业领域中，出现了一批专事田畜、从事商品生产的大户。如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者数世”。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③。同时在安邑、燕、秦、常山、陈、夏、齐、鲁、渭川、蜀、江陵各地，还有许多种植桑麻、漆、卮茜等的专业户；有种植粮食、蔬菜、枣、栗、橘等的专业户，也有经营渔业、林业生产的专业户。所有这些，都为城乡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