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秦汉国家机器的运行亦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说的。赋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秦汉赋税的条目有田租、算赋、口赋、更赋、关税、贳贷税、工税、酒税、山泽税、赀产税等，其中工商税的种类甚多，而且主要是征收货币。总收入相当可观。据桓谭《新论》说：“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汉书·王嘉传》说：“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又《后汉书·梁冀传》说：东汉桓帝时，梁冀被诛，“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从这些记载来看，汉代国家一年的赋税收入总额通常在四十万万至六十万万钱左右。当时，国家的庞大财政支出，最主要项目是官俸和军费这两个大头。这些钱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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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经注》卷29《沘水注》。

对各级大小官吏来说，他们拿了俸禄，当然要进入市场购买商品：他们或“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①；或“买田宅奴婢”、“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②；或市买各种文采、绮绣、犀角、象牙、珠玉、玳瑁等高档商品，过着奢侈的生活。正如王符所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篱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③。这说明贵族、官僚需要仰赖市场。至于军事费用所需的各种物资虽可由官府征课、调拨，但军队参与市场购买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例如：汉代发展骑兵需要的军马，其马匹来源，除国家“牧师苑”养马场所养及向民间征集外，主要是依靠贸易：或得之于互市和远购西域，或在国内市场上购买。汉武帝时，就因“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④，故“久不伐胡”⑤；东汉元初中讨羌不克，任尚罢步卒而令其“二十人共市一马”⑥，即大破羌人，这都是买马的例证。汉代的军粮亦然。当时的边防兵通常在二三十万以上，粮耗巨大，而运输又极度不便，常常“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而致一石”⑦。武帝后尽管实行军事屯田，也只能解决部分口粮问题。故边郡戍卒往往在当地市场购买粮食。这在《居延汉简》中多有记载：“出钱四千三百卅五，籴得粟五十一石八十五”(276·15)。“出钱二百廿籴粱粟二石石百十一。出钱二百一十籴粟二石石百五，出钱百一十籴大麦一石石百十一”(214·2)。除军马、粮食外，边防兵从市场上购买的物品，还有油脂、肉类、牲畜等副食品。可见，汉代边防兵的物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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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  《汉书》卷68《霍光传》；《汉书》卷66《刘屈*[鼇]传》。

    ③  《后汉书》卷49《王符传》。

    ④  《史记》卷30《平准书》。

    ⑤  《汉书》卷55《卫青传》。

    ⑥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⑦  《汉书》卷24《食货志》。

应，直接取给于商品市场者不少。当时军队与商品经济亦有联系，军队离不开市场。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国家财政困难，赋税不足以支付国用时，为解决军费问题，汉武帝在桑弘羊等人的策划下，政府还实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官营工商业，出台了盐铁官营、榷酤等措施。把几项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与销售，收归国家垄断经营，使国家成为市场最大的商业主体。所有这些，均反映了商品经济在地主政权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互补作用。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虽有互补的一面，但它们之间也有冲撞和矛盾的方面。马克思说：“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解体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这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撞或削弱，虽然没有封建社会后期明显。但矛盾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1)人们的商品意识逐渐提高，使原有的自给性生产逐渐向商品性生产发展，交换价值的目的增强。(2)进一步使农工分离，原有的一些农民家庭副业生产逐渐成为独立手工业、使手工业部门增多，与之相伴生的雇佣劳动更加普遍化，劳动力的商品化不断震荡着封建自给性生产的经济模式。(3)商业资本的发展，大量兼并土地、放高利贷，使农民纷纷破产和流亡，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直接冲击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使之趋向削弱与松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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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那么，秦汉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为何未能完全瓦解自然经济，反而到魏晋以后自然经济有所加强?究其原因，首先，除了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外，还与东汉末年以后的长期战乱、多政权并立有关。据统计：东汉从桓帝元嘉元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151年——公元210年)的59年中共发生战争141次，三国时期(公元220——265年)的45年中发生战争71次。其间不仅战争多，规模大，而且破坏性也极大。烽火遍地，战争连年的结果，首先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萧条。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75年)有“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但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则降至“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所以，当时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①。“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②，“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③的局面。仲长统说：“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④，司马朗说：“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⑤，这是当时历史现状的真实反映。频繁的战争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交通中断，土地荒芜，城市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难于发展商品生产，必然使商品交换受阻，也必然影响到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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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②  《三国志》卷8《魏书·张繡传》。

    ③  《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

    ④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⑤  《三国志》卷15《魏书·司马朗传》。

其次，当时多政权并立，货币极度紊乱，也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加固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魏、蜀、吴三国统治时期，各国的货币是不一的。例如：汉末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坏“五铢钱”后，更铸“小钱”①。曹操为相时，乃罢“小钱”，还用“五铢钱”。曹丕当政后，“使民以谷帛为市”②。曹叡又更立“五铢钱”③。这是汉、魏之时的货币通行情况。而蜀国的刘备，在益州乃复铸“直百钱”④。至于吴国，孙权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又铸“当千大钱”⑤。由于各地币制很乱，故金属货币难于通行，民间多以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换，使自然经济色彩加强。

但要指出的是，魏晋以后的经济结构并未有本质的变化，农民、地主以及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仍然存在，其社会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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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9《献帝纪》。

②《晋书》卷26《食货志》。

③  《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散》。

④  《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⑤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