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记载：
“武德二年，乃召君为天策上将秦王府库真。……虽执羁奉勤，位在于中涓；而入幕升舆，礼同于上客。数从于征伐，妙通权变，每有计议，常蒙褒采。王之东讨伪郑也，顿兵于北邙之上，麾下百余人叛投于贼。王患之。君献策曰：王充间谍多在城外，若声言叛者令入翻城，贼必内怀雠□，可以假手致戮。王从之，贼果悉斩其头，掷之城下。王悦，赐帛五十匹。时戎旅久次，转饷为劳，方议班师更□之举。君曰：山东郡县无唇齿之形，洛阳危悬，是股掌之物。奈何独计小费，不就垂成之勋。王纳其言，充遂面缚。克成大业，君之力焉。又从平薛举。录前后功，拜上大将军，仍参典文翰”[23]。
从上引文字的最后一句来看，库真兼有“参典文翰”之职，更不用说参议军事了。当然，在身为库真时，还可兼有它职。如《新唐书》卷一三0《杨瑒传》云其：“武德初，为王府参军，兼库直”。阎立本为库直作画时，《旧唐书》本传说他“时已为主爵郎中”。因此至少是到了唐初，库真职能上已不仅仅是个亲卫武官，而是上升到了类似参军的职官。也正因为如此任库真者在其以后个人的仕途上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从上面的诸多引文也可以知道，曾任库真者后来一般都位居军政要职，立功封爵，库真之职为他们在仕途中重要的一环。最后，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曾任库真者的后代们都引此为荣，除了有不少墓志铭中提及外，还有将此题在碑头的，如裴脁所撰的《大唐故荆王府库真元公石志铭并序》[24]等。
带有鲜卑色彩的唐代库真之职名系承袭于隋而消失于唐初，如此情况并非孤例，雷同的有“察非掾”一职。察非掾有属大将军府的，《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良吏薛大鼎传》云：
“义旗初建，於龙门谒高祖，因说：‘请勿攻河东，从龙门直渡，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则足食足兵。既总天府，据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计’。高祖深然之。时将士咸请先攻河东，遂从众议。授大将军府察非掾”。
薛大鼎之获此任在李渊起事之初，《唐故冀州枣强县令赠随州刺史裴公墓志铭并序》证实道：“父模，隋义旗初，大将军府察非掾。隋之察非掾，今之御史也，冠铁衣绣，含宪诘奸”[25]。这块唐代墓志中所用“义旗”一词，当亦指李渊之起事，不过起事之时还在隋代，故有是说。碑文又说察非掾之职在唐初被取消了，其职能被更正式的官职所取代，那就是御史。此表明了盛唐时御史和察非掾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过该碑文是在玄宗时撰写的，对百年之前的制度变更已不甚了了，把察非掾完全说成是隋时的职官了。这或许与《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说的情况有关：“义宁元年，丞相府置察非掾二人，武德元年，改曰殿中侍御史”[26]。义宁系隋恭帝的年号，恭帝虽是傀儡，但其时总是算作隋制。不过由于《新唐书》为北宋时所修，与唐初相隔的时间更长，其依据的史料不一，书内所载颇有矛盾之处。如察非掾究竟属大将军府，还是属于丞相府，甚至是两处皆设？据史文似乎难以定论。另《新唐书》内还有一处说到察非掾的却云：“（卢）袭秀者，其祖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秦王器之”[27]。李世民受封秦王是在唐皇朝建立以后的事，即在唐高祖武德初，所以他以秦王身份器重卢袭秀无疑是属于在唐朝发生的事。此处记载可能引自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唐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与六月同事”。刘肃为唐元和中人，所记当然更为可靠。如是，则察非掾之职至少存在到高祖武德年间，已为唐官无疑。《新唐书》几个地方说武德元年所废察非掾实际上都是指大将军府察非掾，或许丞相府察非掾则存在到武德中才废，这样所有关于察非掾的史料都能基本上统一起来了。其实当时征战未定，虽然是更朝换代了，但政权的更替是在“禅让”的名义下进行的，故本是李渊属下的行政职官再依原况惯性地运转一段时间，也是很实际的事。即所谓“高祖发迹太原，官名称位，皆依隋旧。及登位之初，未遑改作，随时署置，务从省便”[28]，所以在唐朝初建的一段时间里仍有察非掾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上面引用的史料说明察非掾本系隋官，此亦可与《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相印证，史载隋炀帝时“左右候卫增置察非掾二人，专纠弹之事”，与御史的任务的确是差不多的。《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条则云：“（大业）四年，各增至察非掾二人，专纠弹之事，皇朝因之”。这除了点明察非掾之设的年份外，还指出在唐朝仍有此职，和《新唐书·百官志》的说法是相矛盾的。由于左右候卫设大将军，故云其为大将军府察非掾亦可[29]，但设丞相府察非掾，如确有的话，那也是李渊的创意。从这点上说，鉴于李渊设丞相府时已为唐王[30]，故是时丞相府察非掾之职在本质上也是唐官。
然而隋代的察非掾之设也有更早的渊源，那就是北魏、北齐亦有察非吏，虽然此同样不见诸于汉晋制度。《隋书》卷十一《礼仪志六》云后魏、北齐的官员冠服时云：“宫门仆射、殿门吏、亭长、太子率更寺、宫门督、太子内坊察非吏、诸门吏等皆著却非冠”。根据《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的官品令，宫门仆射为从第八品，和殿中侍御史同品。察非掾既然与宫门仆射同类，也就是与殿中侍御史地位差不多，所以唐代后来将察非掾改为殿中侍御史，可以说也是北魏官制的思路。顺便指出的是，北魏察非吏可能起于“太和二年五月，减置候职四百人，司察非违”[31]。其“候职”既无固定名称，后来以其所执“司察非违”的职能称呼其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且太和二年在孝文帝改制之前，史文又云此候职系“减置”，说明此前早有该官，说不定是和道武帝时“以伺察者为候官”[32]有关，如是则察非吏一职也有着深重的鲜卑渊源。
关于库真及察非掾的演变，有一个细节可以注意。即在北魏、北齐时，库真为皇帝或摄政者的左右，察非掾系东宫属官。到了隋及唐初，前者为诸王左右[33]，后者为丞相府或大将军府属官，似乎地位都有所变动。它们在隋唐时所属机构的名位好象低了些，但确切地说却是隋及唐初的诸王或隋唐之间的丞相府、大将军府权重的结果。从墓志主人公的情况来看，隋唐间为察非掾者都是李渊的左右。另一方面，隋及唐初诸王都是参与创业，手掌兵权的天潢贵胄，甚至都有成为皇帝的可能，故他们府中也有了原本皇帝属下的库真。然而这一切都是和争夺天下时的特殊情形有关。一旦创业既成，局势清朗，能高瞻远瞩的主政者当然要本着中土传统来整肃制度，正名官守，以利文治长久[34]。这恐怕也是库真、察非掾等源于鲜卑的职官名称在唐代很快消失的一个原因。
库真及察非掾两个官名在唐初的消失，意味着鲜卑制度对中原政体影响的最后终止。观察王府库真及察非吏等官职之来龙去脉，我们不禁会想到陈寅恪先生关于隋唐制度渊源之一为北魏、北齐之制的论断。然而陈先生所谓隋唐制度中的北魏、北齐因子，却是指：“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且“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於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35]。而我们从有关库真和察非掾的史料里却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们是带有鲜卑色彩的，即陈先生所谓“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因此王府库真和察非掾等职在隋及唐前期出现，说明隋唐制度中带有鲜卑色彩的部分，不仅有承袭西魏、北周的，也有接受来自北齐的。此给陈先生的论断作一小小的修正。

 
[1]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