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它。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韦伯提出了以西欧的合理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的只知追求营利的资本主义相比较。韦伯提出西欧资本主义存在分６个先决条件，亦即具６项特征：①合理的资本主义会计制度；②自由市场；③合理的技术；④可预测的规律（即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预测其运行规律以便管理）；⑤自由劳工；⑥经济生活商业化。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谈到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西欧洲资本主义这些特征。他说，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的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之类的系统。当然，拿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欧洲的一些特征来和封建的中国相比，中国自必缺乏某些东西。可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以西方为模式，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如由桑巴特所强调的簿记制度，即在西欧也是推广得很慢。许多资本主义企业起先并未采用。至于理性的管理制度、信息服务系统等等，更不能以欧洲的模式为唯一模式。布罗代尔指出：“合理的定义是相对的。它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的目的和手段而变化。”[39]韦伯的西欧的合理性是西欧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二个例子可以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出发来说明何以中国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白乐日的观点为代表。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抑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等。[40]

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一中国缺乏西方的某些东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国的某些东西。中国历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无法产生资本主义。过去确曾认为由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产生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究竟由城市或者是由乡村而产生，还没有得到解决。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由行会所把持，充满了落后保守的规章制度，妨碍生产发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业者纷纷迁居农村，谋求革新技术、发财致富。英国的毛纺织业之兴即为一例。近年流行的原工业化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农村萌生，而非在城市产生。[41]夸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为它是进步的源渊，资本主义的基地。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它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相符。

白乐日举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专制政权、官僚机构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史学家已经探讨过很多。中国的政府历史上一向被认为重农抑商，士大夫阶级则鄙薄科学技术，以为乃奇技淫巧。不过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过去科学技术曾一度十分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业的发展更是惊人，以至有人以为宋代中国已经到了近代化的边沿，那么为何那个时代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僚阶级，不阻碍工商业和技术的发展呢？可见这个问题也并非常识所认为的那么简单，还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个例子可以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为代表。该书是从环境、人口、经济、地缘政治诸方面来比较东西方的不同，以说明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之义而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却不能。其中对地理环境的因素特别强调，如以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等侵害较亚洲为小，战争的频繁程度和杀戳破坏的程度也较亚洲要好得多，而人口却比亚洲要少许多，所以在人均占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铁等方面，要比亚洲多得多，这样在积累资金方面就比亚洲好。后来，欧洲人远航大洋，占领了非洲、美州的大片土地，人均占有土地更扩大了许多，成为它发展的优势。

　　琼斯还认为，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各国地形、气候、物产各异，所以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交易频繁。各小国君主都注意从商业中取利，保护、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执行了损害商业的政策，但由于国力微弱，国君权力不大，商人亦易于起而抗争、摆脱干扰。这比东方大国的君主大都采取限制、扼杀商业的政策要优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欧洲小国纷立、政治分裂，利于竞争；而宗教、文化、语言诸方面，又多具统一性，所以利于技术传播，从中世纪起，农、工业技术即得到快速发展；后来民族国家兴起，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的各种举措，更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使欧洲较早发展出资本主义。欧洲的发展是生产从集体（行会、公社）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走向个体化，而服务则愈益集体化，国家主要执行各种服务职能。[42]

　　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气息。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欧洲那么多的优越性，这实际上即是说亚洲国家是注定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但在事实上，他的每一项理由是否能成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人口而言，琼斯说，亚洲人口的增长较欧洲要快，是以不断增加人口来弥补由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李中清最近的研究却指出，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比西方快。他认为，认为中国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确的看法；清代中国人口生育率相当低。一夫一妻制下，４５岁之妇女，平均生５个孩子，而同时期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１０个孩子。这样，一些学者（包括琼斯）认为中国明清时代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压力过大，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说法，便不一定能成立了。

　　琼斯还特别强调，西欧中世纪时小国纷立，国家权力的微弱对发展是有利的，这是西欧封建独特性认识的反映。说西欧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说它的分裂割据、主权分割、王权弱小等，而琼斯也正是从小国、王权微弱等推导出一系列使西欧快速发展的特征来的。其实，认为小国比大国更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有力的理由，这只能说是以西欧为标准衡量和要求别的国家的结果。

　　总之，我们不反对以西欧的发展模式来比较研究东方和中国的发展，可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不符合西方的模式，就说明中国发展不起来。现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导思想，我以为仍是韦伯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西方的合理性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要求其他地方。如认为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起作用的是个人企业、个人竞争，而现在有许多企业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的；又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兴起时自由劳工十分重要，但不要忘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曾和奴隶制共存过，俄国也曾有过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工厂。另外，现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研究西方的现代化，时间越提越早，已经有不少是从１４００年开始，或者更从中世纪开始，对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年期间的西方社会．夸大其先进性，而忽视其落后性，甚或无视其落后性，但对同时期的中国和东方，则夸大其落后性，而忽视其先进性。其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在兴起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的艰难曲折，并非一帆风倾，所以它究竟是如何兴起，至今也没有讨论清楚。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科学地衡量中国的发展呢？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