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巨大波动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并没有背离秦汉以来的轨迹，其

间有巨大的波动，恢复和发展的历程相当曲折。和秦汉一样，决定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繁荣与否的因素，是社会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状况，尤其是小农经济。理由相当简单，因为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既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也是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没有例外。更明确的一点，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和社会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状况成正比。随着农民生产可以正常进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就必然恢复并有所发展。

    这里，我们决无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时段和地区的意思，何止萎缩，甚至比它更严重，有的时候和有的地区简直看不到商品，这类现象主要在北方，主要原因是战乱。就时段而言，主要是汉魏之际，西晋末年至北魏统一北方前夕，北魏末年六镇起义至周、齐对峙，尤以汉魏之际军阀混战及十六国时期为甚。前已指出，从董卓之乱开始到隋文帝统一全国，恰恰4个世纪，这三次大战乱首尾算起，就超过了1／2，这里尚没有将南北间的战争计算在内，试问，古今中外，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能够经受这样长期战乱而经济不遭破坏的。严重时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人吃人，易子而食之类惨不忍睹的现象出现了，刀剑在手的军队以人脯为粮，以蒲螺或桑椹之类充饥的现象出现了。如此状况下谈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此时此刻，不要说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就连自然经济都谈不上。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都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社会分工越简单，越粗疏，自然经济色彩便越浓郁。所谓自然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各个经济单位以自给性生产为目的，即生产主要是用于生产者个人或各个经济单位自身的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可是，人类的历史显示，随着原始社会后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交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当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来临，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也即商品生产同时降临，交换随之扩大，商品、商业、市场、商品经济和货币自然而然地萌发、出现，开始登

上历史舞台，促进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更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鉴于民族、地区以及各个经济单位的差异，人们必须通过交换，通过市场的调剂和补偿，才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这样，商品、交换、商业、传统市场、商品经济，甚至货币就成为往昔社会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欲除无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商品经济又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处于较低的水平。也就是说，所谓自然经济或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并不排斥，也无能排斥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共存和结合，互相补充，互相制约，而以自然经济为主导，成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必然。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魏晋南北朝，同样没有例外。前述状况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短暂的极端，而非全部。小农经济虽然十分脆弱，其生产又具有较易恢复难于发展的特征，其生产恢复的条件相当简单，只要社会较为安定，农民有地可种，基本上不误农时，赋役负担大体上承受得起便可。因此哪怕在汉魏之际，十六国时期这两个堪称我国历史上最动乱最黑暗的时段，在社会相对安定、农民有从事生产的可能的地区，依然可以看到交换，商人和商品经济视隙而动，甚至颇为可观。下面不妨试举数例证明之。

    其一，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巴蜀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没有受到多大破坏。刘备占有成都后，曾将府库赏赐一空，出现了“军用不足”的危机。刘巴建议：“但当铸值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刘备采纳，结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①。

其二，汉魏之际，辽东尚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战乱较少，似乎是个世外桃源，中原及南方人民纷纷而来。地主经济有所发展，商业也有起色。王烈避乱辽东后，因不愿为割据者公孙度所用，乃以“商贾自秽”。在他的感召下，居然“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

————————

  ①  〈三国志·蜀书〉卷9《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之人，市不二价”①。当吴国的舰队到达辽东后，欲与“市买者’’竟多达“五六百人”②。

    其三，众所周知，吕蒙之夺取荆州，靠的是尽伏精兵于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③。这说明，曹孙刘三家虽然为了争夺荆州，接连发起战争，荆州虽然遭受破坏，但长江中的商贩依然不断。

    其四，历经永嘉之乱和汉国刘渊的起兵，北方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当石勒和祖逖对垒，相持不下时，出于经济的需要，石勒要求“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④。

    其五，十六国初期，凉州相对安宁，张轨“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其子张茂利用这里是丝绸之路必由之地的优势，打適丝绸之路，发展中外贸易，收到了“刑清国富”⑤的效用。       

    其六，前秦苻健占有关中后，在“丰阳县(治今陕西山阳)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腊，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⑥。王猛辅佐苻坚治秦，社会经济有所恢复，随之而来的便是“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⑦。有些学者将此景象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媲美。对此我们是同意的。

在战乱如此激烈，在社会最混乱、最黑暗的年月里尚然如此，社会相对安定，战乱较少，农民生产基本上可以正常进行的时段或地区，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就会较好一点。有关于此，下一节将会涉及，此不烦言。

————————

  ①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

  ②  《三国志·魏书》卷8《公孙度传》注引《魏略》。

  ③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④  《晋书》卷62《祖逖传》。

  ⑤  《晋书》卷86《张轨传》。

  ⑥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⑦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