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及其它文献为依据，结合汉文史籍的记载，指出，不论就字型还是就回鹘文创制的历史背景言，回鹘文的来源都可推定为粟特文，从而否认了学界长期流行的福音体文字说；回鹘文创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为18个字母，后发展为23个；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又因这种文字对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满文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得以名播寰宇。

【关键词】回鹘文  粟特文  福音体文  回鹘式蒙古文  契丹文  敦煌  吐鲁番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语族诸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宋元时代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被广泛使用以书写诏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我们认识与研究古代维吾尔族及中亚诸族历史文化的取之不尽的宝藏。但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国内外学术界对回鹘文字的来源及流变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取得统一的意见。有鉴于此，笔者全面收集、爬梳各种有关的资料，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回鹘文来源、得名由来、字母数目的演变及其与蒙古文、满文、锡伯文及契丹文的关系等问题作一尽可能详尽的申论。
一、回鹘文的来源
关于回鹘文的来源，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它来自景教徒所使用的福音体文字(Estrangelo)；另一种认为当来自于粟特文。
首先系统论述第一种观点的是德国回鹘文研究先驱克拉普洛特(J. Klaproth)先生，他认为回鹘文应是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发展而来的。他说：
根据中世访问蒙古地方之传教士和马可波罗的记载，回鹘人中多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之流布，而传教士则为叙利亚人。这些传教士同时传授叙利亚文，最后发展为回鹘文。显而易见，回鹘文字不仅与叙利亚文相似，而且文字形体及连接方法亦与之完全一致。[1]
与之相同，苏俄学者拉德洛夫 (W. Radloff) 亦坚主此说。他认为：
回鹘文字之成立，与突厥文字一样，虽不详其究竟，但字型可明示其系统，我们由此可知回鹘文字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所用之叙利亚文字，即由福音体文字发展而来。[2]
此外，主该说者尚有兰斯铁(G. J. Ramstedt)、汤姆森(V. Thomsen)等许多著名突厥—回鹘语文研究专家等。此说在我国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27即认为：
回纥文字，至今犹存，所谓托忒字体是也，与西里亚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谓唐时天主教人自西里亚东来传教，唐人称为景教。陕西之景教碑，碑旁字两行即西里亚字，此其确证。回纥之有文字，实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亚文字之故。
今人采取此说者也不在少数，如李符桐在评论洪钧之说时曾说：“谓仿自西里亚，固属正确，但非为景教徒，而实摩尼教徒。”[3]张星烺也认为“畏兀儿文取法于叙利亚文”。[4]冯家昇进一步指出“回鹘文导源于叙利亚文，而粟特文是其连枝，也极近似。”[5]
何以有这样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是回鹘文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在形体上的近似性；其二是《九姓回鹘可汗碑》对牟羽可汗时期回鹘改信摩尼教一事的记载。
《九姓回鹘可汗碑》勒立于820年左右，以突厥卢尼文、汉文和粟特文书写。碑文记述了回鹘牟羽可汗于763年放弃萨满教而改宗摩尼教的详细经过，可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相印证。但由于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残片直到1929年才被刊布，而《九姓回鹘可汗碑》却早已为学术界所引用。由于碑中对传教士的记述不够明确，故当时人把初来回鹘“开正教”的摩尼教徒误认为是景教徒。而景教徒所使用的正式文字是叙利亚福音体文，故而得出回鹘文源自叙利亚文的结论。
就字体而言，经过仔细对比，不难发现，回鹘文与粟特文比回鹘文与福音体文之形体更为接近，因此，若以字型为根据而论，称回鹘文源自福音体文也是难以得到支持的。起初，学界不少学者对《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粟特文有误解，误认为这些文字就是回鹘文，如拉德洛夫即持此说。由于该氏在国际突厥学界影响极大，故其说流播也广。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认为回鹘文源自叙利亚文之说是缺乏依据的。那么，另一种意见所认为的回鹘文来源于粟特文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如所周知，粟特文是流行于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地区的一种文字，主要用以拼写粟特人——中国史书上所谓的昭武九姓人——所操的中古伊朗语。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随处可见古粟特商人的遗迹，其语言文字也随之向东传播。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至迟在5世纪末，其文字即已为突厥、回鹘民族所认识和使用。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哈喇和卓编号为75TMK90的墓葬中发现了9枚“代人”木牌。正面书汉文“代人”，背面书少数民族文字。[6]经释读可知，这些木牌背面的文字为粟特文，其中可释读的3枚，一枚拼写的为突厥—回鹘语kiši（意为人），另两枚拼写的为汉语，一为rin“人”，一为tairin“代人”。[7]
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同时还出土有永康十七年三月廿□日的汉文纸文书残片一件(编号为75TMK90：27)，另有两件只书“十年”，而没有年号，可能亦系“永康”时物。永康是柔然郁久闾予成的年号。《魏书》卷103《蠕蠕传》载，北魏和平五年（464），柔然可汗吐贺真死，子予成继位，“号受罗部真可汗……自称永康元年”。如是，永康十七年应为480年。但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卷末题记却有“永康五年岁在庚戌七月”字样，依干支推算，永康五年应为470年，永康十七年即为482年。[8]由于《魏书·蠕蠕传》系后人所补，而《妙法莲华经》残卷却为当时人所写，以理度之，当以482年较为可信。故学界多从之。[9]从这一文书看，该墓的时代当在公元482年左右，由此我们则可将突厥、回鹘人使用粟特文的时代由原来所认定的7～8世纪上推至5世纪末。
突厥汗国时代（552～599）早期，粟特文是乃当时流行的书面语文。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布古特碑》正面即以粟特文和粟特语写成，文中记载了突厥第3代可汗木杆(Mugan)和第4代可汗佗钵(Taspar)的事迹。当时，突厥卢尼文尚未形成，故以粟特语文撰写碑文。[10]
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粟特文在漠北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著名的回鹘碑刻《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塞维列碑》都使用了粟特文。说明回鹘人对粟特文的认识和喜爱也是由来已久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公元763年以后，由粟特人传来的摩尼教被定为回鹘汗国的国教，粟特摩尼教师及商人等在回鹘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上都享有特权，史书所谓回鹘“可汗常与共国”[11]之现象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粟特人地位的显要。他们所使用的粟特文被回鹘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也显得更为顺理成章。
如前所述，回鹘文字母与粟特文字母在字型上更为接近，而与福音体文相去较远，以此因素与回鹘文创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量，不难推定，回鹘文的源头应为粟特文而非叙利亚福音体文。只是由于粟特文和福音体文字都是由共同的原始文字，即闪含语系之阿拉美(Ahrimans)文字发展而来，字型本身就相差不远，故极易引起混淆。
下面我们再看回鹘文创制的时代。这也是长期困扰国际学术界的难题。拉德洛夫曾指出：
回鹘文何时产生并无证据，但从吐鲁番出土物看，8世纪下半叶已被使用。此外，Lavrov于喀什曾购得类似中国式之钱币，其一面即以回鹘文镌刻铭文Türgäš Xaγan bir käši (突骑施可汗一käši)，故知此货币显然为8世纪上半叶所铸造，表明当时东突厥斯坦之北方，回鹘文已成为公用文字。[12]
文中提到的突骑施钱币及回鹘文问题尤当引起重视。我们知道，突骑施是唐代游牧于中亚七河流域一带的西突厥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