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使用到今天。
蒙古语与回鹘语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不但在类型学上同属粘着语，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语音系统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回鹘文拼写蒙古语是比较方便的。这应是蒙古贵族接受回鹘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回鹘式蒙古文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流播甚速，“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8]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回鹘文的情况记载道：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9]
《元史·释老志》收录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诏书，也说昔日蒙古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间，西蒙古卫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学家、大译师扎雅班智达(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对回鹘式蒙古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17世纪时，蒙古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回鹘式蒙古文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全部语音，给语音记录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佛经翻译工作障碍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扎雅班智达便在原来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之能够更清楚地书写蒙古语。为此，该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语音译，意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国学者又称之为卡尔梅克文(Kalmack)。该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中仍在继续使用，又称“卫拉特蒙古文”。
1599年，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德再根据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史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以对应于1632年奉皇太极之命改造而成的新满文。新满文在老满文的基础上附加圈点，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构成由131个音节组成的新文字体系，一直行用数百年之久。
满文的行用又直接促成了锡伯文的形成。锡伯族在归附清朝后就开始使用满文。1947年，伊宁“锡索文化协会”主要成员萨拉春、仲谦等人对原来使用的满文进行了适当的增减，将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掉，另制3个新音节符号，制成锡伯文，行用至今。
四、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
回鹘文对契丹文字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谈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若解释为“理解”当更合适，详后）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据考应在天赞四年（925）。
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如王静如、陈述、李符桐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尤其是1950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萧效忠墓志》的发现与研究）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20]
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21]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字母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22]尽管作者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读写单位）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23]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其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画较为简单，或兼而有之；“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24]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25]总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回鹘语文与契丹小字的形成息息相关，对促进契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 不论就字型还是就回鹘文创制的历史背景言，回鹘文的来源都可推定为粟特文，而非福音体文；2. “回鹘文”的得名来自于蒙古人的称呼，它之所以能够名播寰宇，应与蒙古人采用其文字“以书国言”关系极大；3. 回鹘文创制之初，其字母并不固定，先为18个字母，后发展为23个；4. 回鹘文直接导致了回鹘式蒙古文的形成，而回鹘式蒙古文又直接影响到满文的创制，后来满文又直接推演出锡伯文的出现。此外，契丹文的创制也与回鹘语文不无联系。

 
[1] J. Klaproth, 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40, S. 53.
[2] W. Radloff, Alttürkischen Studen,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 СССР VI, 1912, S. 747-788..
[3]李符桐《回鹘文字来源及其演变》，《李符桐论著全集》第三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30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4页。
[5]冯家昇《回鹘文和回鹘文的〈玄奘传〉》，上海《大公报》1952年3月4日。
[6]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