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福建，曾是中国造成负面影响，也是短期内所难以消除的。对明朝釜底抽薪，当然使清朝如虎添翼。洪承畴降清更大的影响则在于助清消灭南明，从彻底粉碎隆武政权的中兴计划到与永历政权的数年较量，洪承畴始终处于明清易代斗争的峰尖浪顶。故钟翰师认为，洪氏参加的是对当时全国上升至首位的民族矛盾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斗争，是逆潮流而动。李光涛先生更认为“假若当时无承畴，则中国何至有清朝？不幸天生一洪承畴，更不幸即生于明清之际，无端使彼成为明朝的祸本，更无端使彼成就了一个大清帝国。”并认为松山之战，承畴失节降清，力屈所致，尚可原谅，“独是后来为保存他的禄位，不惜竭尽智能，反噬宗国” [29]，这才是他不可涤洗的耻辱。言辞固然激烈，但对洪承畴在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述，是有坚实史料基础的，可信的。如果没有洪承畴心血耗尽的替清朝支撑危局，度过难关，单凭清朝八旗军队的金戈铁马，能否产生与后来历史进程一样的结果，且在两说。因此，所谓洪承畴降清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说法，在史实上完全站不住脚。
　　施琅二次降清，对明郑势力造成重大打击[30]，直接影响到当时抗清复明的大局，这是不能为施琅讳言的。但是，施琅降清，无论是其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后果都不能与洪承畴相提并论。这既与施琅“行事微觉好胜”、“度量褊浅，恃功骄纵”[31]的个性特点有关，也与郑成功处理内部关系“用法严峻，果于诛杀”[32]的失误有关。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尚提不到直接关系明清易代的高度，也是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的。何况，施琅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争取台湾。当他奉命出征时，是在清朝入关三十多年、明郑政权进入后期，郑经“已无复西征之意”，抗清复明目标消失，陷入“封建割据”[33]。清朝则不仅消灭了大陆上的南明政权，而且也基本平定三藩，人心向往和平安定，发展成为当时历史的主旋律。施琅的举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他在清朝的建树与洪承畴在清朝的作为，并非五十步效百步，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施琅平台的历史功绩，史学界已有充分肯定。尤其是施琅平台后所上方略，实代表“洞悉海外形势”的东南沿海有识之士的观点。他认为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不仅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放弃台湾，“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并建议守台湾，固澎湖，“兼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还直斥顺康之际“封疆大臣，无经国远虑，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尽迁五省边地，以避祸患，致贼势愈炽，而生民颠沛”。最有预见性的是“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第之为患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测，当思杜渐”。他屡屡建议“审弊立规，以垂永久”，“设法画定互察良规”，“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而祸患无自而萌，疆圉永以宁谧”[34]。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施琅的有关海防思想，越发显得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但是这种思想没有成为清廷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也许又是影响清朝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件事。当清朝统治建立、巩固后，在治理海疆方面采取保守政策，人所共知，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后，清朝“基本上已具备控制台湾海峡的条件”，但是台湾的海防，在嘉庆朝以前，仅是水陆汛塘部署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则加重沿海要冲、港澳的防守，洋务运动以后，渐指为应付列强侵略所做的一切防御及相关工作，对海防的理解，迟至十九世纪以后才警醒，而清廷“以陆制海”的政策，更“凸显其海防政策的盲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海疆多为汉人所居，海战又为八旗所短，所以在将权利下放至沿海各省督、抚的同时，亦暗藏戒慎之心[35]。所以，施琅“天下东南大势在海而不在陆”的杰出思想不被重视，使清朝后来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当时看起来也许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和后果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能看得到，看得清楚。
 

　二、关于施琅入旗问题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进京入旗。康熙八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议：“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诚，授为右都督，今已归入镶黄旗，应照例改为精奇尼哈番（满语jingkini hafan，汉译子爵）。但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请加伯衔。”从之[36]。了解施琅“归入镶黄旗”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对研究施琅的生平当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将降清明将编入八旗，这是清廷的一贯政策。
　　顺治二年十月，将降清的原明“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37]。编旗的方式则有两种。一是将各地降清的投诚官编入八旗下某一佐领中进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