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1992年9月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全面阐发了构建中国古史框架的重要学术思想，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肯定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开始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进而又改定为古国。

关键词：苏秉琦／重建中国史前史／古国——方国——帝国
 
    苏秉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过程中，已经感觉到要完成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但是，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中吸取的经典著作的思想、明确的“文明起源”的概念，以及形成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新的认识，却拓宽了他的研究思路，为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他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1991年之后，他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同时，又考虑了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进而探索中国国史问题。
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与苏秉琦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尝试
 
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奋斗目标，但明确提出考古学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古史，则是在他论述了重建中国史前史之后，于1991年8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明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表明他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具体探索及获得重要进展的，则是《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论述于1992年9月，并以访谈录的形式刊发于《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后于1993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召开之前，苏秉琦对其进行了逐句逐字的修改。在这之前，即1992年5月，苏秉琦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八十周年题辞时，已形成了“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一古史框架。这一古史框架的形成，是苏秉琦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新认识。所以，他于1992年8月22日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已不再是简单的‘五千年文明古国’，而是成体系的古史概念了，它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了一大步。”这一古史框架无疑是苏秉琦在以往研究成果之上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结晶。《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展了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形成的有关思想，全面阐述了以史前史为主的、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学术观点。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首先论述了苏秉琦探索如何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史所走过的道路，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解悟到研究“由氏族到国家”的方法；七八十年代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剖析全国六个大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探索把十亿中国人民凝聚到一起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来解开中国超百万年以来形成的、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传统，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的千古之迹。然后着重阐述了80年代后期以来他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形成的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的观点，并希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以这个中国古史框架与脉络，即三部曲来研究世界古代史。所以，他说“重建中国古史，是考古学科发展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转折点，甚至也是世界史研究的转折点”。文中还论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长期起积极作用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魄，如精于技艺、善于思考，兼容性和凝聚力，方块字体体现的长于形象思维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生命力，玉器的社会功能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等等。并阐述了如何从世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古史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构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
苏秉琦提出的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过程；他同时还将“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作为从氏族到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于是，他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他还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认识到，“秦汉后新一轮的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帝国，几次重复华夏族早期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翻版”这么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些宏观上的精辟论述，形成了他对中国古史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即建立起了中国古史框架，阐明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特征。这表明苏秉琦的学术体系在此时初步形成。
 
二、苏秉琦在建立中国古史框架过程中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认识变化
 
    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苏秉琦围绕对他的学术体系，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的阐述，对有关问题，如“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等，形成了新的认识；对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早于中原地区的认识更加肯定；而对“方国”概念的运用更是苏秉琦在形成他的古史框架过程中的突破点。下面逐一分析苏秉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过程。
    1．苏秉琦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认识过程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是苏秉琦的古史框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此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这种思想最早是在1991年8月谈《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时表达的，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锛以外，块、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在这里是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
    这种思想早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已经萌发，则不过那时是作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证据提出的。如在该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工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苏秉琦主要通过对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玉器的考察，针对玉器出现而提出的文明起步的思想，至1992年9月间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