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概念。因为，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距今5000年前后古城、古国纷纷出现时，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将距今四五千年间、与距今二千多年至四千年间分作两个概念明确的时期，而是在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时，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将距今5000～4000年作为“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将夏商周时期作为“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将秦汉帝国作为“现实的中国”。这说明，如何用一个恰当的学术名词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的这个“古国”的发展阶段，是苏秉琦阐述由氏族到国家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
    恰在此时，即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中，提出了“方国文明”概念，这为苏秉琦建立他的学术体系创造了条件。
    “方国”概念，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商周史研究中，早已应用，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也早就提出。但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用“方国文明”概念以表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点，则始见于1991年。如佟柱臣在《考古》1991年第11期上发表的《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一文正式论述了“方国文明”一词，他指出：“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方国。他对王国与方国的论述，于1991年10月1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王国文明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亦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只有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结合在一起去探索，才能找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②。
    佟柱臣提出“方国文明”的概念，是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而言的，并指明了各方国文明都有各自的起源问题。而199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任式楠提出了新的“方国文明”的概念，他在论述良渚文化中、晚期遗存当已进入方国文明时代时指出：“《史记》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反映存在‘邦国’、‘方国’的史实。这种方国文明应是中国文明时代始创期的普遍形式。”③任式楠运用的“方国文明”概念，应是指夏商以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形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佟柱臣与任式楠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对“方国文明”一词的运用，对苏秉琦的学术探索，应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为解开他长期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这段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困惑，创造了条件。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的概念。
    其实，石兴邦早就提出“方国”概念，并作为指称龙山时代社会发展状态的一个词语。如1983年，石兴邦提出：“我称夏以前的形成中的国家，即部落方国时代为前王朝时期。”④1988年，他再次提出龙山文化时期形成了许多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如中原地区的陶寺一东下冯文化、王湾类型文化、大寒一后冈类型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下王岗一青龙泉文化、季家湖一桂花树类型文化、尧家林一舵一上坪类型文化、岱子坪类型文化、山背文化、薛家岗文化等⑤。后来他一直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方国林立⑥。只不过石兴邦的这些极富开拓性的认识，没有及时引起苏秉琦的关注。
    与佟柱臣运用的“方国文明”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的概念不同，也与任式楠运用的“方国文明”指夏商之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不同，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的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如他指出：“由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了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是我们要特别予以关注的课题。”并认为：“秦始皇所设诸郡，都是以各方国及方国内原有的小国为基础的。”这说明苏秉琦将“方国”一词赋予了全新的概念。
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宏观上将它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一阶段的一个名词，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由古国阶段发展至方国阶段，由方国阶段发展至帝国阶段，方国阶段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微观上又将它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社会发展程度的称呼，如他以燕山地区为例，阐述“古国——方国——帝国”发展过程时指出：“……英金河沿岸的链条式石垒城堡带，就像汉代烽燧遗址一样，串连起来就起到了‘长城’的作用。城堡链以内是需要保卫的‘我方’，城堡链以外则是要抵御的‘敌方’。这个‘我方’绝不是单个城邦式的早期国家，而是凌驾于若干早期国家之上称霸一方的‘方国’，是曾盛极一时、能与夏王国为伍的大国。也许就是商人所说的‘燕亳’……召公带来了周王朝的文明因素，与当地‘燕毫’的土著文明社会结合的燕国文明——一种更成熟的方国文明。”
苏秉琦对“方国”一词的应用及所赋予的概念，使他对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认识及其表达方式，初步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术体系。并由此对他长期探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的认识，也更加成熟。这种认识在他后来刊发于《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7日上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纪念北京大学创设考古专业四十年》一文中概括为：“‘古国’阶段为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基。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中华一统’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得到加强。”
“方国”概念的运用，是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中得意的一笔。
 
注释：
    ①  朱乃诚：《苏秉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
②  佟柱臣：《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③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④  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⑤  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⑥  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