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2．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的认识过程
    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
    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①。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3．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认识的变化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性质的认识，自1983年7月以来，有过多次提升。其中，在1985年10月7日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一文中认为，它“是我国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形式”；在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认为，它“是燕山北侧史前‘北方古文化’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标志(‘火花’)”；在1986年8月18日谈《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在1985年10月的认识基础之上，又多了一句“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在1986年10月5日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将它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火花；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仅提到：“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围绕他对建立中国古史框架的阐述，将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的文化性质确定为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即古国。如他在该文中论述“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带“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上出现飞跃。证据是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的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米、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锅残片的‘金字塔’，以及三县交界处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遗址的情况，以及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都表明，不论当时有无‘城圈’，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这是苏秉琦首次将红山文化后期以“坛、庙、冢”等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作为古国来认识。


    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性质认识的多次提升，最初是与他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有关，而此时则是与他建立古史框架，即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有关。
    4．苏秉琦对陶寺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过程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存是苏秉琦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形成他学术体系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苏秉琦晚年的许多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陶寺文化遗存的研究而进行的。自1979年以来，他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在近20篇论述中谈到陶寺文化遗存问题。并伴随着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古史框架、形成学术体系的学术发展过程，他对陶寺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化、提高的过程。
    陶寺遗址，在正式发掘之前就引起了苏秉琦的关注，并在1979年春他考察陶寺遗址时，就遗址的分期、特征等问题，向发掘者做了重要提示，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而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正式论述，则是始于陶寺遗址第一阶段发掘获取重要成果之后的1985年3月6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闭幕式讲话中，提醒大家重视早于距今四千年前重要发现时谈到了陶寺。后于1985年11月7日他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谈《晋文化问题》时指出：“……从陶寺起，方进人‘晋文化’正文。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又于1985年11月14、15日他第二次考察了陶寺遗址之后，在侯马作关于陶寺文化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