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由内务府三旗抬入八旗，二是由下五旗抬至上三旗，三是依照八旗排列次序由下一旗抬入上一旗。抬旗或因建立功勋，或以上承恩眷，如皇后丹阐（母家）在下五旗者，例皆抬旗，可见是一种“恩遇”，表明地位提高。
　　郑克塽康熙二十二年降清。清廷议政王等会议，“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永）华乃贼中头目，不便安插外省，应将伊等近族家口俱着遣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59]。因身分所关，将诸人编入“旗下”，此“旗下”应是内务府之谓。十年之后，康熙三十二年编立佐领，由郑克塽亲弟郑克礜管理，分隶正黄旗汉军，雍正四年拨入正红旗汉军。郑氏编入汉军距降清已有十年，极有可能是从内务府拨入汉军的结果，与钟翰师所论不悖。郑克塽临终之际，遗本奏称“家道贫寒，难以养瞻”，请求添赏一个佐领，奏准后由亲弟郑克塙及子郑安德管理两次，此后两个佐领又被合二为一，于雍正六年改为半个佐领，九年将内务府拨出壮丁添足一个佐领，由郑克塽亲子领催郑安康管理，十年与康熙二十二年编立的刘国轩佐领合并。[60]可见，内务府和八旗汉军之间的人员流动并非罕见，而通过郑氏及降清明将的经历，可见清廷对之不谓刻薄，也非厚待。
　　顺治八年九月初七日，趁顺治皇帝亲政之际，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自请“准臣入镶黄旗乌金绰哈固山牛录下”[61]，被批准“听从其便”，归入镶黄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三佐领，其独子士铭、孙奕沔及玄孙德标都曾经担任佐领[62]。可见，洪承畴降清之初，也是被编在镶黄旗下的一名汉官，实际上属内务府，只是当时尚未有内务府的正式称谓罢了，顺治八年之后才被抬入汉军。
　　曾经荐举施琅甚力的福建总督姚启圣，也曾因杀人流落江湖，“易姓名籍于旗”，康熙二年，旗下开科中式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开始登上仕途，之前很可能也在内务府。而“韩大任归公（启圣）未几，亦召入发旗下，被甲以事，钳系之数年，始释。”[63]韩大任之隶内务府是有明确证据的，他是镶黄旗包衣旗鼓人[64]。
　　施琅之入镶黄旗，按常理推测，当在内务府下。查对《八旗通志·旗分志》，施琅及其子孙在镶黄旗中不见踪影。据《浔海施氏大宗族谱》有施琅八子世范序，自称“世袭靖海侯管镶黄旗佐领事加三级十七世孙”，既然管理过佐领，《旗分志》自应留名。若世范所管为内府佐领，则无名也是自然。按镶黄旗下有五个满洲参领共85个佐领，还有5个包衣参领，其中包括5个满洲佐领，6个旗鼓佐领，10个管领。很可能，世范所管的是6个旗鼓佐领中的一个。这一点，因无确凿证据，所以提出讨论，希望能够得到佐证。

　　[1]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册，第727页。
　　[2] 载许在全、吴幼雄主编：《施琅研究》，第167-1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收入先生所著《清史余考》，第156-16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杨国桢《序》及《前言》、《闽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展》，第19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 按：“海商资本利益”说者如陈碧笙，其基本观点是作为海商资本利益集团初期代表的郑芝龙，“不论是对明清王朝也好，对荷兰殖民者也好，都是尽可能加以利用控制，为海商资本的根本利益服务。”参见陈碧笙《郑成功历史研究》，《明代末期海上商业资本与郑芝龙》，第95页，九州出版社2000年版。
　　[5] 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荒本，卷二三，《万安公二房长五世孙敦古公支派》，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3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6] 富鸿基：《皇清诰赠光禄大夫达一施公暨配累赠一品太夫人洪氏合葬墓志铭》，载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元本，《志铭》，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5页。按：据晋江市博物馆的粘良图先生告知，“蔡埭”即“钞埭”，位于晋江市南，属金井镇。
　　[7]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3册130页《洪士铭墓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3册，第153页，《洪士铭妻林氏墓志》。
　　[9] 高志彬主编：《浔海施氏大宗族谱》，《台湾关系族谱丛书》第八种，龙文出版社1993年版。
　　[10] 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四，《明列传》十一，《林欲栋》、《林欲楫》。
　　[11] 乾隆《泉州府志》卷四三，《明列传》七，《黄凤翔》。
　　[12] 《明史》卷二一六，《列传》一百四，《黄凤翔》。
　　[13]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国朝徇绩》；卷七四，《艺文·国朝》。
　　[14] 参见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324页。
　　[15]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五，《拾遗》。
　　[16] 参见苏双碧：《〈施琅研究〉序言》，吴蕤：《郑氏叛将施琅》，1967年2月《艺文志》台北版第17期，第22-25页；孔立：《施琅史事若干考辨》，施伟青：《论郑成功与施琅的恩怨》，汪敏芬：《关于施琅的叛郑降清》，林其泉：《施琅投清简析》，均载施伟青主编：《施琅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梧桐：《论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载许在全、吴幼雄主编：《施琅研究》，第148-166页。
　　[17]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 《台湾外志》卷五，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9] 按：史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初的战争是统一战争。如李治亭认为清入关后“三五年间，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参《洪承畴降清考辨》载《洪承畴研究》第160页）陈碧笙也认为作为海商资本初起阶段的代表人物，郑芝龙“决计弃明降清，主要是因为清朝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形势，而没有这个王朝的合作，要想独占通洋是不可能的。”（《郑成功历史研究》，《明代末期海上商业资本与郑芝龙》，第131页）这些说法，值得商榷。清初形势风云变幻，清朝统一全国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离事实尚相差甚远。不能用四十年后的既成事实倒指前事，将统一说成是清朝统治者主观愿望尚可，说成是客观形势则有不妥。
　　[20] 具体研究可参见杨海英：《隆武政权的中兴战略及其破灭——关于隆武“兵发五路”收复南京计划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1] 参见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56-57页。
　　[22] 苏双碧《关于洪承畴评价的几点思考》认为：“洪承畴在当时形势下，投降和愚忠而死从历史的角度看都不是一件大事。既不能说明是有亏于“大节”，也不足以影响于当时的局势。”“就这件事而言，对清廷、明廷都没有产生过太大的影响，不应过于渲染。”（见《洪承畴研究》第319、370、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中说法相同。
　　[23] 洪承畴在西北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殊死战斗，暂时保住了西北半壁江山；出镇东北蓟辽，倾举国之力，以挽救明朝于危亡之局，被明朝上下视为数一数二的栋梁之才。
　　[24] 《明代档案总汇》第40册，崇祯十五年二月初九日《兵部为朝鲜已愿统兵相助事行稿》，第95页；参见《明代档案总汇》第40册，崇祯十五年二月初七日到《王武纬禀》，第243页。
　　[25] 按：结果是导致朝鲜方面具体执行的抗清总兵林庆业被清朝索要，逃亡中原，坚持抗清四年，在清军占领江南、刘泽清降清后被遣返朝鲜，朝鲜当局秉承清朝旨意将他残酷刑杀，一直被朝鲜人民视为岳飞式的民族英雄。
　　[26]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四六，仁祖二三年二月丙子条，第464页上，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本。
　　[27]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