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于690年至766年间曾建立汗国，称雄中亚。自1938年始，苏联考古学家于碎叶、怛罗斯、江布尔和喷赤干等地曾相继发现数以百计的突骑施钱币。此外，在中国境内的库车、和田、喀什、吐鲁番、木垒、轮台及河西走廊等地也有零星发现。这些钱币系按中原形制铸成，圆形方孔，一面环写非常明晰的铭文，一面为弓形模印。其所用文字，被俄国拉德洛夫解释为回鹘文，德国学者缪勒也主此说。[13]由于二人在学界的影响很大，故其说也常被奉为圭臬，一直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1年才由俄国学者斯米尔诺娃改正。斯氏通过对突骑施钱币的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从而以确切的证据证实突骑施钱币上的铭字不是回鹘文，而是粟特文，故而她改称之为“突厥粟特文”。[14]她的研究修正了过去学界一直流行的回鹘文早在8世纪即已在突骑施汗国使用的说法，故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与认可，对中亚古代钱币、粟特文、回鹘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回鹘文应该创立于何时呢？我认为其时应在763年摩尼教输入回鹘汗国不久。遗憾的是，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中行用的证据却甚为稀见，惟一的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省 (Увсаймгийн) 图尔根苏木 (Тургэнсум) 发现的书有8行回鹘文文字的碑铭——乌兰浩木碑。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汗国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的使用。
二、回鹘文的发展及其应用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11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辞典》中记载说：
所有突厥语采用的基本字母有十八个，突厥文（即回鹘文——引者）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15]
经过不断的发展，到元朝时期已发展为21个。彭大雅《黑鞑事略》称：
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行于回回（指回鹘人）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则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傍上凑成。
再后，元末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卷8对回鹘文又作了这样的记述：
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外，止有一十五音。因此，应声代用者多矣。
由上可以看出，回鹘文字母数量呈与时俱进之势，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为21个，最后才发展成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早期回鹘文中的s和š，n和a（在词中），x和q不加区分，只是后来才在相应的字母之左或右加一点或两点以示分别。早期回鹘文文献中的y和w也不加区分。在字体上，回鹘文的形式也比较多，有棱角突出的刻经体，有笔画圆润的写经体，有龙飞凤舞的草书体，也有线条流畅的行书体，更有书写直硬的硬书体和字体紧凑的活字体。[16]
至于“回鹘文”一称的得名，因于史无征，我们难以考见。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回鹘人一般都是以türk tïl (即突厥语) 来命名自己的语言，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玄奘传》、《华严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都是如此，只有少数例外，如胜光法师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跋称作türk uyγur tïl (突厥回鹘语)，括鲁迪·桑加失里译《胜军王问经》则题作uyγur tïl (回鹘语)。“回鹘文”一名的出现，与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回鹘人塔塔统阿的归顺不无关系。《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载：
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扬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大扬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赵珙《蒙鞑备录》亦载：
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当为西误）河搏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
这里所谓的“畏兀字”、“回鹘字”即回鹘文。“回鹘文”之称当以此为始。此后这一术语开始频频出现于中外文献（如《蒙古秘史》、波斯文献《史集》及元代来华传教士卢布鲁克、柏朗迦宾的游记）之中。由是观之，“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又因为蒙古人采用这种文字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从而使“回鹘文”影响进一步扩大，名播寰宇。
回鹘文的创立与使用，加强和巩固了维吾尔语在天山南北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从而为促进塔里木盆地居民的维吾尔化做出了贡献。不过，这种文字在蒙古高原创制之初很少使用，作为通行文字，那还是840年回鹘西迁以后之事。从9世纪中期直至15世纪，回鹘文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得到广泛的使用，19世纪末以来这里相继发现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文献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在13至15世纪间，统治新疆、中亚乃至东欧诸地的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帖木尔帝国也都曾采用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例如现存金帐汗国时代的《铁木耳库鲁特扎令(Tämir qutluγ yarlïγï)》、《托赫塔迷失扎令(Toqtamïš yarlïγï)》等就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在帖木尔帝国时代许多用突厥语写成的伊斯兰教内容的著作都用回鹘文重新抄写过，如11世纪著名的回鹘文学著作——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就在这一时期被人们用回鹘文抄写过。阿合买提·优格纳克的《真理的入门》也在1444年由撒马尔罕人用回鹘文抄写。
三、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
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蒙古人于13世纪初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即所谓的回鹘式蒙古文，又称老蒙文。
如所周知，蒙古本为兴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兀儿史记·塔塔统阿传》称其素无文字，“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返，必口受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9亦曰：“鞑靼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后来回鹘文虽传到漠北地区，但并未对那里的蒙古人产生应有的影响。南宋孟珙《蒙鞑备录》即谓蒙古人“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两当为西之误）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17]说明当时由西域传至蒙古高原的回鹘文字仅仅在商业活动中有所传播，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引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的关注。
尔后，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力量的壮大和地域的扩张，与周边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前那种“刻木为契”的旧传统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回鹘文悄然步入蒙古宫廷。从前引《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的记载来看，蒙古贵族对回鹘文的接受始于1204年。当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塔塔统阿时，还不知道印章有“出纳钱谷，委任人材”的用途，通过塔塔统阿，印章制度才在蒙古社会生活中逐步得到应用与推广。当时蒙古人已通过金朝降人对回鹘文有所了解，当成吉思汗获知塔塔统阿熟知“本国文字”后，“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这里的“畏兀字”即回鹘文，“国言”即蒙古语。以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后被称作回鹘式蒙古文。元成宗时，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这种回鹘式蒙古文字体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这种文体更加完整和规范化，并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