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前代相比，景教在元代获得了更多的尊崇和特权。黄子刚《元代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集刊十六》)探讨了蒙古统治家族对宗教的态度和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唐吉思《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家庭伦理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对蒙古族传统的“孝亲”观与佛教的“孝道”思想、传统的家庭夫妻伦理与佛教提倡的家庭夫妻伦理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分析。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第1、3期)认为，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邱树森《元代基督教消亡之谜》(《中国宗教》第3期)简单分析了了元代基督教消亡的原因。此外有哈宝玉《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马娟《试论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特点》(《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孙建平、朱汉民《蒙元帝王的儒释道观及其演化》(《船山学刊》第4期)及孙悟湖、孙庆章、蒋尉《元代宗教文化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等。
四、考证
陈得芝《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依据史料，对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钱大昕的《元进士考》有很高的价值，但它是一部未得到钱氏最终认可的手稿，所收内容不很完备，也不完全可靠。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末四科进士续考》(《集刊十六》)对钱氏列出的至正末四科——至正十七年(1357)、二十年(1360)、二十三年(1363)、二十六年(1366)——进士加以甄别和考证，并补充了钱氏手稿中未及的元至正末四科进士。同氏(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第2期)一文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列出的16名至正甲午(至正十四年(1354)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又另考出该科进士17人。“黎兵万户府”是元政府在海南设置的最高军事机构。对于黎兵万户府的设立时间众说不一。王献军《元代“黎兵万户府”设立时间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和元统二年(1334年)说皆不能成立，黎兵万户府应成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它与该年开始的征黎行动有关。而李勃《元代“黎兵万户府”始置年代考》(《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则认为以上三说均不能成立，始置年代当在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之前。李克郁《宁濮郡王驸马长吉族属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以为，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翁吉刺惕德薛禅长子赤古的曾孙的说法，疑窦颇多。其实，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白达勒达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之后裔。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根据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指出河北省沽源县俗传是辽代萧太后“梳妆楼”的古代建筑，实际是一座蒙古贵族墓的墓上享堂。认为墓主不是普遍认为的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而是元末晋宁忠襄王阔儿吉思(阔里吉思)，并对其生平作了简单勾勒。江川《成吉思汗订亲完婚之地考释》(《蒙古学信息》第1期)根据有关史籍和地表历史遗存，认为成吉思汗订亲完婚地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二山间，系指今兴安盟巴仁哲里木、索伦间的科尔沁草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S1期)指出，甘肃连城土司鲁氏家族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土司家族之一。对其家谱中有关始祖的资料进行分析，可知其始祖脱欢不是元宗室安定王脱欢，而是久居西北地区的蒙元旧吏，其子巩卜世杰时率众归附并授土官职，族属是蒙古族等。元代中后期的诗、画大家倪瓒的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一直是困扰文化史、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要课题。王濒、李晓娟《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东南文化》第9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察指出，倪瓒生于大德十年，卒于洪武十二年，享年74岁；进入明朝后，他依然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死于江阴，而非他的出生地无锡；明太祖的专制政策导致繁盛的浙西文化全面衰落。宫天挺是元代中后期一位重要的杂剧作家。刘宏英《宫天挺生平事迹考》(《殷都学刊》第1期)对其生平进行了一些考证。张体云《仁山丛考》(《怀化学院学报》第1期)对仁山诗文稿版本流传、著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许永璋《伊本·白图泰访华若干问题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对伊本。白图泰的访华时间和行程及是否到过北京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薄音湖《买的里八刺与脱古思帖木儿》(《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通过考证，指出北元——蒙古第二位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应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刺。元代著名学者李治的名字是“治”还是“冶”，历来有不同看法。杜宏权、赵平分《李治李冶辨》(《哈尔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其原名为“治”，后因种种原因又名“冶”。《元史》在历代正史中编纂最为草率，错误俯拾皆是。虽经专家整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但遗漏未校的错误仍有不少。张帆《读〈元典章〉校〈元史〉》(《文史》第3辑)一文，通过对读元刻本《元典章》中一些与《元史》纪、志记载有关的条文，校出校点本《元史》的错误十七条。对元代官员乘驿制度、封赠制度、亲属相盗量刑问题等，也都有所考辨。元代在同一时期内，有相同名称的路、州、县分属不同行省。《元史》中也有一些错误，往往把府、州混写在路中，而有的地方又把路降在州中。吴冬梅《元代同名路、府、州、县考——兼考〈元史〉所载有误路、府、州、县》(《云南师大学报》第5期)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考证。此外有蔡美彪《洛阳市出土元代防奸令牌诠释》(《考古》第9期)，任崇岳、薛顺兴《陈友谅身世考辨》(《中州学刊》第4期)，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二辑)，王梅堂《廉阿年八哈考述》(《西域研究》第4期)，王彬《慈恩寺与沙刺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
五、人物及家族研究
赵琦《蒙元初期的行省丞相胡天禄及其结交的文士》(《集刊十六》)对胡天禄的出身、仕宦、交游等情况作了说明。蓝武《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其文治》(《集刊十六》)认为，受害于党争的贬居生活客观上对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文化素养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他执政之初推行“文治”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晓《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暨南史学》第二辑)对耶律楚材之孙、耶律铸之子耶律希逸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内容涉及耶律希逸的字与别号、家庭婚姻、仕宦与交游、传世诗歌与友人赠答等四个方面。张泽洪《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刺与道教》(《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通过对萨都刺《雁门集》中数十首涉道诗的分析，论述了萨都刺与道门人士的交游情况。王素敏《乱世草原英雄本色——〈蒙古秘史〉札木合形象的重新定位》(《阴山学刊》第2期)认为，札木合既不是代表平民利益的“蒙古人民领袖”，也不是“阴谋家、野心家”和“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小人”，而是一位有着超人的军事头脑和常人的性格缺陷的失败了的英雄。林海萍《元代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夫二三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就亦黑迷失卒年、五次出海、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阐述。相关研究还有靳玲《成吉思汗用人政策探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