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民族历史地理及对外关系

    民族。清人钱大昕、屠寄、柯劭态均有元代西夏人物表，但受时代限制，收录元代西夏人物缺漏过半。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暨南史学》第二辑)一文在前人基础上遍收各种材料予以增补，共收元代西夏人物有姓者400余人，各人物分名号、氏族、爵里、职官、事迹等栏，并注以资料出处，是研究元代民族史极有价值的工具。杨志玖(1915—2002)《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7月版)一书，从多方面对元代回回人进行了研究。全书共45万字，分七章：一、概说编，二、正名编，三、东来编，四、地位编，五、文化编，六、人物编，七、华化编。邱树森《元代的女真人》(《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述了女真人在元代的发展状况。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族类辑述》(《集刊十六》)对原居葱岭以西的回回、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斯、术忽、也里可温等西域族类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同氏《元代东迁中土的康里人》(《宁夏社会科学》第]期)对康里人的东迁过程、职业结构及在华分布、社会活动、宗教信仰和文化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述，并分析了他们对元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同氏《元代的回回乐器与乐曲》(《回族研究》第2期)，考述了元代东传的火不思、兴隆笙、七十二弦琵琶等阿拉伯——伊斯兰乐器，并论述了东来回回艺人在华的活动及回回乐曲的传播及影响。贾丛江《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探讨了内迁畏兀儿人的聚落和分布、内迁背景与原因等问题，指出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是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王献军《元代人居内地的藏族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从萨迦派僧人、噶玛噶举派僧人和世俗官吏三个方面对人居内地的藏族典型人物作了考察。此外有苏鲁格《蒙古与突厥》(《蒙古学信息》第3期)。

    历史地理。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指出，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间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王頲《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指出，曾为太湖的主要泄水入海通道的今黄浦江支流吴淞江，当有元一代，曾经进行过规模相当、持续不断的“治理”。至元末的淀山湖工程、大德末的吴淞江工程以及泰定、至顺、至正中的工程，都不是“有效”的水利工程。当时的吴淞江河床包含今吴淞江南岸到虬江北岸间的整个区域。“虬江”亦是“旧江”，不过是由于河床垫高、水流分岔后的一股北去水道的遗迹而已。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蒙古学信息》第4期)指出，元代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大体因袭金代建制。大蒙古国时期，山西地区还有一些因时设置的行政区划，后又不断省并改隶。元世祖前期，这些州县的变化改隶较为频繁。元世祖末期，这些州县的区划基本稳定下来，逐步形成元代河东山西的基本面貌。

    对外关系。何天明《试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指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在元朝与四大汗国交往中具有特殊性，和战并存是主要特点。何天明、舒顺华《试论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蒙古学信息》第4期)论述了元朝与钦察汗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是13—14世纪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一种持续达百年之久的固定惯例。喜蕾近两年发表了多篇与高丽贡女有关的论文。她的《高丽贡女与元代的社会文化变迁》(《集刊十六》)探讨了高丽贡女群体对元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喜蕾、特木尔巴格那《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这种制度与蒙古族和高丽的政治文化背景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