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炘，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 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 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 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