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应当如何评价金朝的汉化程度，中外学者历来各执一词。本文认为金朝是一个典型的北方经典，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女真字学虽然始创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数量有限，可考者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三处。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默默无闻。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101]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据《金史·选举志》载，诸路女真府州学共计22所，但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楼钥，途经中都路保州时见到的保州女真字学，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学校之内。[102]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与女真字学的兴办是分不开的。大定九年（1169年），选拔诸路女真字学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03]大定十三年（1173年），就以这批女真字学生为主，试以策论，取徒单镒以下27人，是为“策论进士”。值得考究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意图何在？这当然不会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女真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弘扬女真、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
　　不过，女真族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时代就已经决定，金朝中期，汉化已是大势所趋，世宗和章宗不但无法改变这一方向，甚至不能减缓汉化的速度，因此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以女真字为例。儘管世宗、章宗时代曾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大小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源一代使用并不普遍。目前已经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的碑刻材料多达数十种，并且近年还不断有所发现，其中多数为墓碑誌铭；而金代的女真字碑刻材料总共只发现了五种，其中竟没有一方墓誌。这说明在金朝的女真民间社会中，女真字始终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可能很少有人用女真字来撰写墓誌铭。另外一个迹象也很能说明问题。辽朝的契丹字碑刻没有与汉文对译的，而金朝仅有的几种女真字碑刻倒多是有汉文相对照的，如《大金得胜陀颂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就是这样，又《女真进士题名碑》碑面刻汉文，碑阴刻女真文，因碑面的汉文后来被磨去改刻河神庙碑，现已无法对照，但估计也是与女真文对译的。像这种汉文、女真文对译的情况，一般底本都是汉文，女真文本则是汉文的译本。譬如《大金得胜陀颂碑》，碑阴的女真文与碑面的汉文完全对译，唯独女真碑文第22行颂词比汉文少四句，显系翻译时遗漏，据此即可知碑文的底本原是汉文。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女真字在金朝不会是一种很普及、很成熟的文字。[126]世宗和章宗的苦心孤诣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六百年后，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与金世宗和金章宗完全相同的处境。满洲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消极影响早就有所警惕，还在入关以前，太宗皇太极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及朝廷臣僚等读《金史·世宗纪》，对世宗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举动大加赞赏，并以此劝谕众人不忘满洲传统，他说：“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27]皇太极的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是高宗乾隆朝的事情。自乾隆以后的清朝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汉化的威胁，因此发起了“骑射国语”的运动。他们极力倡导满洲人保持骑射的长技和本民族语言，强调保持民族传统的重要性。
　　高宗乾隆曾告诫满洲臣僚说：“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128]高宗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满洲的传统服饰，决不改服汉人衣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为官修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表明过这一态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29]后来他又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屡屡发挥他的这种观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在审阅三通馆进呈的《嘉礼考》一书时，就服制问题再次对满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 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130]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为鉴，把保持满人衣冠旧制看作是维系民族传统的最重要一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三朝，继续高扬“骑射国语”的旗帜，反复重申保持满洲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谕内阁曰：“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131]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的一则上谕说：“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各省将军、副都统等，其仰体朕意，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132]又咸丰时颁发的《八旗箴》中有这样两句箴言：“国语勤习，骑射必强。”[133]体现在这些话里的基本精神，都是强调不忘传统。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清朝统治者为抢救满洲民族传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未能阻止满族人的彻底汉化。直到咸、同以后，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才不得不放弃了要求满人勤习“骑射”的一贯主张。乾、嘉、道、咸四朝为保存满洲文化和维护满洲传统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与金世宗和章宗朝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两个北方民族的汉化王朝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汉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人为的努力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

四、“金以儒亡” 
 　　在金朝亡国十三年之后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时为藩王的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说：“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馀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134] 
　　张德辉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断然加以否认，但他之所答并非忽必烈之所问。所谓“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说金朝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令人奇怪的倒是，张德辉似乎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不过从忽必烈的提问来看，这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言论，是当时人对辽、金两朝国祚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记载表明，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是一位勤勉有为、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国之后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135]金末进士、后仕元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在《汝南遗事》卷四“总论”中列举了哀宗的许多德政，对他评价甚高，谓“虽未洽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以一位亡国之君，尚且可称“小康”，尚且“犹足称颂”，这评价不可谓不高。郝经在一首咏史诗《汝南行》中如此评价哀宗：“天兴（哀宗年号）不是亡国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136]诗中充溢着惋惜之情。历代亡国之君大都是遭人唾骂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祯皇帝才是例外。 
　　总的来看，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属清明。金源一代，仅发生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宣宗时期的红袄军起义。这次起义距金之亡国尚有二十年，没有给晚金的国势带来直接的影响。金末的内政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金史》卷一一九“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这可以代表元人的看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末的吏治，金朝遗民杨宏道在金亡以后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兴定纪年后，治道日修饬。县令选尤重，非人莫轻得。”[137]兴定（1217—1222年）是金宣宗的年号，“兴定纪年后”主要指的是哀宗一朝。哀宗时期的吏治何以会赢得人们的赞许？《金史》是这样解释的：“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洁可为举主者，然后移文使举所知，仍以六事课殿最，而升黜举主。故举主既为之尽心，而被举者亦为之尽力。是时虽迫危亡，而县令号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138]看来这一套制度确实行之有效。 
　　如上所述，对于金末的国君和晚金的国政，元人是普遍予以赞许的，可见金朝之亡国，显然不是因为内政的缘故。前面曾经说到，在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