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故前日罢榷场之后，沿淮置巡铺，每两月一替，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156]这是说的海陵末年的情况。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因蒙古侵扰而用兵北边，这年正月，宋使回程途中经过相州时，听当地女真人私下对他们说：“旧时见说厮杀都欢喜，而今只怕签起去。”[157]这种厌战情绪真实地反映了女真人的精神状态。 
　　金代中期，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已经日趋衰败。大定十八年（1178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当时军政存在的严重问题：“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馀，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愿与诸大臣讲明军政，以为自立之计。”[158]在女真人生活上堕落、精神上缺乏斗志的情况下，猛安谋克军制必然要走向废弛。据《金史》卷九一《孛  鲁阿鲁罕传》记载，世宗时，阿鲁罕任陕西路统军使，“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这里说的“子弟”，是指猛安谋克军户的正军子弟，他们本应是作战的主力，而阿里喜、旗鼓手等多是以驱口充任的，但由于女真甲军子弟“材多不堪用”，只好以阿里喜、旗鼓手来补充缺额。对猛安谋克甲兵的庸懦无能，金朝中期诗人史旭已经看得很明白，他有诗写道：“郎君坐马臂彫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元好问评论说：“景阳（史旭字）大定中作此诗，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159] 
　　金朝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160] 
　　这就是我对“金以儒亡”说的理解。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汉族士人中，对金朝的亡国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就在蒙古灭金的次年，刘祁写下了《辩亡》一文，意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他说：“金国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又谓“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161]按照刘祁的说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为汉化得还不够彻底，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够继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尽行中国法”的话，金国就未必会败亡得这么快了。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元初的汉族儒士郝经和许衡。郝经在作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立政议》中，极力鼓吹当行汉法，并以金朝作为前代北族王朝行汉法的成功例子，谓金人“一用辽宋制度”，“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可以为鉴也”。[162]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为榜样，力行汉法。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说：“自古立国，皆有规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163]《时务五事》的主旨也是劝谏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并且断言“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认为金朝之所以能立国百馀年，乃是因为行用汉制的缘故。 
　　上述观点与“金以儒亡”的说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对金朝的亡国原因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与蒙元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总是积极鼓动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们当然不肯接受“金以儒亡”的说法，而是把金朝当作汉化成功的典范来看待，甚至要说金朝的亡国是因为汉化程度还不够！这种苦衷我们是不难理解的。 
　　时过境迁之后，十七世纪的满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宗室诸王和满汉大臣阐述他对金朝亡国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164]皇太极的这种解释，与“金以儒亡”的说法基本上是吻合的，后来的清朝诸帝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由于满洲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与当初的女真人极为相似，所以他们对于金朝败亡的教训有比常人更为深切的理解。
五、尾论
　　女真人的汉化是金朝历史长河中的主流之一，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可以将金源一代的历史变迁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从金朝初年至世宗大定初年
　　这是女真汉化道路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熙宗和海陵两朝对汉文化无保留的接受，决定了金朝的汉化方向。至世宗大定初，无论是从政治体制的层面来看，还是从文化观念的层面来看，金国与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姑且以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行腊祭一事作为这个阶段下限的标志，这意味着金朝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
　　（二）从世宗大定初年至章宗泰和末年
　　这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抗争阶段。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汉化的趋势，金朝统治者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以挽救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但这一人为的努力根本无法扭转女真人的汉化方向，完全没有达到世宗和章宗所预期的目的。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以及泰和七年宣布女真进士免试骑射，标志着金朝统治者最终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三）从章宗泰和末年至金末
　　这是女真族走向全盘汉化的阶段。金朝后期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打破了女真人与州县汉人之间的藩篱，给女真人的汉化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金朝统治者保存民族文化的努力失败之后，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注 释：
[1]此书英文版于1976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中文译本更名为《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版。
[2]陶晋生先生已经注意到女真汉化与其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见前揭《女真史论》第12～14页。
[3]《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三十九程，《靖康稗史》本。
[4]《金史》卷一《世纪》。
[5]《高丽史》称高丽东北方的女真人为“东女真”，称高丽西北方的女真人为“西女真”，东、西女真的北界原只限于今图们江和鸭绿江一带，但随着高丽势力的向北拓展，东、西女真的范围越来越大，至辽朝中后期，生女真也被视为东女真的一部分。参见蒋秀松《“东女真”与“西女真”》，《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6]《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宣和四年十二月六日，引马扩《茆斋自叙》。
[7]《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京邑》。
[8]《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第二十九程。
[10]肇东县博物馆：《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2期。
[11]王禹浪：《金代黑龙江述略》，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12]《金史》卷三六《礼志》（九）“国初即位仪”。
[13]《金史》卷七三《阿离合懑传》。
[14]见《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太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