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内河航运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内容提要】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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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 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1〕(《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1〕(《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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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 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1〕(《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1〕(《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1〕(《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1〕(《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1〕(《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1〕(《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 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2〕(《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 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1〕(《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1〕(《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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